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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博士论坛之八(2002-10-18)

  发布人:ccpser  发表日期:【2008-03-05 12:11:16】  人气:1222人 目前暂不支持评论!
    时间:2002年10月18日 星期五 

  地点: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会议室 

    主题: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评析 

  报告人:王国兵 

  主持人:王国兵 



  王国兵:20多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过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显著阶段。改革的方案不断出台,学者和实践部门也在不停地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措施。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的效益虽已明显改善。但是,仍有 20-30%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停产状况。况且,这是在党中央为实现三年脱困的基本目标而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后取得的。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并不能说已完成。并且,国有企业还出现许多新的困难和情况,像金融风险、工人就业及社会安定等,改革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重新寻找更有效的改革方案。本文正是想对我国以往几种重要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进行总结和评析,以便深化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认识。 一 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论"及其评析 



  对什么是我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的争论从我国进行改革之初就存在。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要进行产权改革、进行国有制、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坚持这一改革思路的经济学家包括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如蒋一苇、董辅?,厉以宁等,也包括造诣颇深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如刘伟、张维迎、樊纲、张宇等等。我们暂且把这一思路称为改革的 "产权论"。 



  (一)国有企业改革"产权论"的主要内容 

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在实行改革之初就强调我国改革应该坚持企业本位(蒋一苇,1980),而后又多次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进行所有制改革(蒋一苇,1987a,1987b,1987c)。蒋一苇指出采取国有制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存在诸多的先天的、致命的弱点,"既没有解决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也不适应商品经济资金运动的客观规律"。[1]因此,"深化企业改革不可能不涉及所有制的改革,除了少数特殊部门可以继续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外,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势必发展为混合所有“[2] 



  刘伟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着较深的研究,他同样认为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刘伟,1989,1990,1991,1993,1999,)。刘伟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其财产权利的主体淙皇敲魅返模?垂楣?宜?小5?牵??沂钦?巍⒎?伞⒕?隆⒕?玫雀髦秩?Φ耐骋惶澹?虼耍??易魑?撇???魈寰筒豢赡苁谴看獾木?萌??闹魈澹??厝皇浅??萌??模??飧?谐【?靡?缶?弥魈灞匦胧谴看獾木?美?嬷魈逵懈?镜奈ケ场K?裕??兄拼痈?旧纤凳遣皇视κ谐【?玫模?桓母锕?兄疲?筒豢赡苡惺谐【?玫姆⒄梗?筒豢赡苁迪止?衅笠档恼?蠓挚?#?跷埃?993)。 



  而张维迎等人认为,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在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统一。否则,没有剩余索取权而有剩余控制权的人由于不承担企业的风险,其手中的控制权就成为了"廉价投票权"。"廉价投票权"的后果是某些无能之辈可能通过贿赂握有控制权的人来取代真正的企业家成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在我国,国企的经营人员是由政府官员来选拔的,因此,政府官员就拥有控制权,但是政府官员却不享有剩余索取权。很显然,政府官员手中的控制权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廉价投票权"。因此,张维迎认为,国企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国有企业干部的任命权从政府官员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为此,国有企业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并且主张"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转债权,非国有资本转股权"(张维迎,1995)和国有企业民营化(张维迎,1999)。

 

  除了这些学者外,我国还有很多学者主张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核心。因此,可以说,产权改革论在我国是很有市场和影响的。但是,如若追溯产权改革论的理论渊源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产权经济学是他们的理论基石。 



  科斯(R.Coase)利用交易费用工具阐述了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的关系成为现代产权经济学研究的开始。到了60年代,科斯在其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经常会不一致,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而外部性存在的根本原因恰是产权的界定的含糊。科斯并指出若交易费用为零,定义清晰的产权关系和资源交易就是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充分条件。这就是以后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内容。在产权经济学家眼中,这个交易费用就是制度的运行成本(肯尼斯.阿罗,1985)。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就是说,制度运行总是有成本的。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和安排合理的产权结构使交易费用最小。因此,产权界定是重要的。由于私人所有制在产权上是天然清晰的,因此,私有制是有效的产权安排。而公有制,特别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国有制,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注定要低效的(冯?米塞斯)。

  

  其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国有制的优劣与否的争论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就已存在。列宁的"全面国有化"和布哈林的"公社国家"之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斯大林模式"之争就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国有制的问题。同样,1920年前后的冯?米塞斯和兰格论战也是关于如何看待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效率问题的。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模式"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国有制的放弃。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分权模式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醚Ъ野滤?锡克的中立资本思想都是对传统国有制思想的修正。  



  因此,根据产权理论,这种内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制的产权制度也是低效的,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就是改变国有制。正是如此,包括我国许多学者在内诸多经济学都针对国有制的弊病提出产权改革,认为改革、调整国有制,进行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 



  (二)对"产权论"思路的评析 

  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的总结,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内,人们都已基本承认国有制存在弊病:国有资产归全社会的公众所有,这种人人所有,人人又都没有所有权的产权结构,导致了所有权的虚置,从而导致了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失效,损失了企业的效率。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我们不能抱"国有企业"的偏好,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存量调整,适当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产权改革必不可少,我国的"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改革方案所进行的就是产权改革的实践。这是产权理论的贡献。 



  在这里,我们也不否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产权改革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理论缺陷,须进一步回答由有关诸如: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所谓民营化和私有化?即使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民营化,它是否可以无条件的展开等问题?  



  (1)国有企业是否真的需要私有化、民营化?是不是需要私有化和民营化取决于国有制本身是不是低效率的罪魁祸首,国有制是否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以及私有化能否解决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首先,我们承认国有制本身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许多与所有制无关的因素。虽然这些固有的因素是重要的,他们也仅能部分地解释公有制工业企业与相应的私人企业在实绩上的差异。由我们的研究所得到的证据此表明,那些与所有制本身没有什么紧密联系的因素同样是重要"[1]因此,产权因素不是全部。阿尤布等人通过对13个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的实绩考察,与所有制无关但同样影响国有效率的显著因素主要有:公有制企业面对的竞争的程度、公有制企业经营中财务自主和财务负责的程度以及管理自主权和管理责任制受保护的程度和方式。并且指出,"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些因素,就可以大大地缩小公有制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实绩上的差距,并且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很多情况下能够证明,当初出于基础设施、战略或社会等方面原因的考虑而建立起许多公有制企业是正当的"[2] 



  (2)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否允许私有化、民营化?实行后,结果又将是什么样?我们中国一直以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自豪,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中共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3]江泽民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我们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但决不搞私有化。这是条大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4]所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就必须要求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虽然,"产权论"也多次解释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非国有化不等于私有化,非国有化不会危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非国有化不会改变我国的所有制性质,当然也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毕竟在我国,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国有制也更是跟社会主义相关联。因此,要实行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民营化、私有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很难有制度保证。  



  (3)即使允许私有化,其成功应具备的条件有哪些?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前苏联、东欧以及拉美许多国家都大规模实行私有化,但经济成就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前苏联的私有化却导致了10年的经济衰退。"即使在像巴西和土耳其这些已由政府出面公开推行私有化的国家中,由于考虑到要建立政治上广泛的一致,要改变各种根深蒂固的立场,要反复灌输新的做法,以及要排除经济中存在的一些固有因素,实际的私有化进程是缓慢的。……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国家中,国内资本市场的狭小,有经验的企业家的缺乏,以及私营部门不情愿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购买低效益并且赔钱的国有资产的态度,是私有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方面固有的制约因"[1]在我国现阶段,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主体缺乏。在缺乏市场主体的情况下,若实行私有化、民营化,国有企业的资产谁来承接?理论上讲,国内资金和国际资金都可以作为承接的对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我国目前在实行"抓大放小"方针,也努力把国有中小企业以各种形式放开、放活。但操作中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没有其它经济成分的主体来承接,这个问题尤其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和地区表现得非常严重。因为在那些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充分,本地非国有经济难以承接,而外地的非国有经济要进行承接又受到投资环境、要素收益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即使允许实行民营化、私有化,全部放开国有企业,在较长一个时期是难以实现的。

 

  并且,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私有化过程就是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由于重新界定产权会产生新的利益矛盾,有时还可能激化,可能使统治者面临社会动荡,危及自己的统治,结果使有效的产权无法建立起来"。[2]而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也证实了这个结论。有关报告指出:"通过转售、破产和清算对亏损国有工业企业进行的改革重组很不明显。……,在18(现在56)个试点城市中,到目前又72家国有企业被确定为破产,确定为破产的企业中有161家破产程序刚开始,只有58家企业宣布破产。"[3]因此,我们要进行产权改革不能不考虑产权界定的成本。当前,这种产权调整的缓慢有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来源于产权界定的高成本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必须实行产权改革,但是产权改革能否成功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在这些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进行产权改革,特别是倡导私有化、民营化,将会误入歧途。产权改革必须兼顾国家政治、文化、经济、法律等因素,若不系统考虑,光有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并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三 国有企业改革的"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论"及其评析 



  与国有企业改革"产权论"同样存在相当影响的改革思路就是林毅夫等人所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刘芍佳、李骥等人提"超产权论"思路进一步发展了市场竞争论(刘芍佳、李骥,1998)。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论"的主要内容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始于"放权让利",国家寄希望于给予企业更多的新增受益的支配权,使经营者和生产者为获取更多的收益而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从而实现改善国有企业效益、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但是,针对国有企业问题进行改革的结果却并不能使国有企业的效益得到改善。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个问题? 



  在林毅夫等人看来,我国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表现为效益的下降、亏损增加、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国家无法监督和控制经营者的侵权行为。而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直至今日还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过渡的资金积累、部分产业的价格扭曲、社会负担等。这些政策性负担或增加或减少国有企业的利润。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国家从而也就没有充分的信息来监督和评估国有企业"从企业的角度讲,政策性限制的存在,为其提供有力的借口寻求软预算约束的继续存在。一方面要求国家出台一些抑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从而减少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寻求政府的亏损补贴"。[3]而由于企业拥有更充分的信息,因此,企业总可以把经营管理不善、超分配和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损失都掩盖在政策性负担这个理由下。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问题就不可避免。 



  而林毅夫等人认为,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其实就是在两权分离条件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行两权分离的大型公司同样存在。西方大型公司在两权分离后,委托代理问题同样存在。而这些大型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都因实施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解决了。但是林毅夫认为,"而问题被解决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竞争和完备的市场体系"[2],充分的市场竞争解决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使各行业、各企业之间形成相同的成本水平和利润水平。因此,利润就能成为反映经营者努力程度、经营能力的指标,从而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次,由于经理人员经营成败与否决定了其在经理市场上的价值。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存在促使经理人员必须提高企业利润。最后,充分发达的股票市场能反映上市公司的与其经营业绩,因为股票的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经营好坏带来的预期收益。因此,林毅夫等认为,有了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的利润就成为反映经营者努力程度、经营能力的充分信息指标,而所有者也就可能根据这个指标来考核、监督和评价经营者,从而克服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因此,"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标。"[5] 

而刘芍佳、李骥等人在批判产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超产权论"理论。在他们认为,产权只是改变了对企业的激励制度,而激励制度能否有效取决于市场竞争环境"由此可见,产权变化并不是企业治理机制改善、效益提高的必然保证条件。相反,企业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改善机制,提高效益,原因是竞争将会创造两种结局:"生存发展"与"淘汰死亡"。企业如不改善治理机制,它将面临竞争淘汰,要生存发展,就要不断创造有利于提高效益的治理机制。"[1]那么,其实"超产权论"还是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强调企业改革应重点放在塑造竞争的环境,"最后,也是超产权论所强调的一个基本政策含义,就是充分地创造市场竞争"。[2] 



  "竞争论"强调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发展的激励约束作用,这有助于我们对企业生存条件的理解,特别对仍须以国有制的形式存在的企业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情下,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状况将不会改变。因此,包括以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将在诸多行业中存在,特别是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而"竞争论"指出给国有企业解除政策性负担,同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是我们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的有效途径。而这个建议也和世界银行报告所作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案例表明处于需方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环境下的公有制工业企业一般实绩较"[3] 



  但是,我们认为"竞争论"思路存在商榷的地方,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并且,我们认为,强调"竞争论"并没有把握国有企业问题和解决的全部。 



  实行改革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降有很多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逐渐形成,特别是原先垄断行业逐渐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成分开放。而市场竞争的增强必然打破原先在垄断基础上形成的高利润。而我国已扭曲的价格体制的正常化在某些方面也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银温泉、董彦彬,1996)。国有企业是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产物,而为了配合该战略的施行,我国人为地压低农副产品、能源等行业的商品价格以及劳动力工资。随着改革深入,农产品等价格逐步回归。而劳动力成本必将真实化(刘世锦,1995)。因此,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本提高,其盈利水平也受到影响。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有许多因素降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并且这是合理的。 而若强调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由于生产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不仅不利于探究国有企业的亏损原因,并且有可能导致对改革方案的质疑,比如国企工人工资的提高。即便按照林毅夫的逻辑,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而利润率却下降,这只能是由于经理和工人的收入提高的缘故,我们也不能完全坚持他的观点。我们知道,现在国有企业工人包括经理人员其收入要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也就是说横向比较的话,其工资率并不高,而为什么私营、三资、外资企业却反而在更高的工资下取得了更好的经济绩效,而国有企业却不能。为什么?合理的解释或许只能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还不够高。而这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竞争环境问题,还有可能是政府行为的原因。也就是,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全面地考虑,而强"工资侵蚀利润"可能不会找到根源。 



  其次,"竞争论"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把国家和自然人作为产权主体看是没有差别的。 



    林毅夫等人在有关论文中多次强调政府是有经济主体的行为能力的,他指出:"政府作为一个必要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各种保障服务效率和激励机制的制度约束。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来说,既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管理成为其职能的一部分,没有理由认为政府其他职能的激励手段对它在管理国有企业(如任命经理人员、监督企业经营绩效等)方面的行为不起作用。"[1]正是因为林毅夫等人把政府看作是能负责任的行为人,因此,他们把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私人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相等同。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常犯的错误就是要么把政治、社会的目标输入到国有企业里,要么就是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监督积极性不高,甚至与经营者合谋共同侵蚀国有资产。因此,把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等同于私人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利于把握国有企业的性质,甚至会让我们低估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严重性。 



  同样,把政府看作与自然人具有相同的行为能力的话,我们将会忽视产权的改造。我们知道竞争市场只是一个外部环境,而面对同样的竞争环境,不同的行为主体反应是不一样的。自然人作为产权主体,其握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政府作为产权主体,而实际是委托政府官员行使所有权,而政府官员没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因此,自然人和政府作为产权主体是不可能有同样的反映结果。我们经济现实中,为什么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转售给私人后,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竞争环境,却会是"旧貌换新颜"。正是如此,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在指出,"这并不是说对竞争环境的反映不如竞争环境本身那么重要……。有时,同一个企业由于领导班子的变动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外部环境件。"[2] 



  因此,我们赞同林毅夫等人指出,缺乏完全信息是国家不能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但是,在具备充分的信息的条件下,国家能够有效监督国有企业的先决条件就是国家或政府能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这个问题在林毅夫的论述中却被他当然地假定掉了。而现实的政府的寻租、腐败、官商合谋等行为却说明了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他并不可能像自然人那样行使所有权。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塑产权机制,并且同时还得改变政府的管理行为。



  四 整体搞活论及其评论 



  整体搞活我国国有经济的思想是党中央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党中央提出整体搞活国有经济思想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重大突破,是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认识进一步加强,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因此,在市场中的部分国有企业的死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市场竞争的规律。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救活每一户国有企业。并且,个别国有企业的生死并不影响整个国有经济乃至公有经济的兴亡。特别是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大企业、大集团由于资金、技术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起到举重轻重的作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波士顿等10大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161家公司,包括86%的最大工矿公司,75%的最大商业银行,50%以上的最大零售商业公司。……在日本,大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0.6%,而工业产值却占总额的46.7%。……据统计,我国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仅占国有工业企业的0.71%,但资产区占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的37%,销售收入占46%,实现利润占63%"。[1]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国有经济的触角伸到经济系统各个角落,不分大小、轻重,不考虑是否必要,要求发展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这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同时还牵涉了政府诸多的人、财、物。而搞好了少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我国的国有经济就会整体改善。抓住了这些少数的关键,就抓住了整体。 



  因此,按照整体搞活国有经济,我们就可以重点支持和发展那些我们必须坚决搞好、搞活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的重点企业,而对那些一般性的国家没有必要去经营管理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进行大胆地进行破产、出售、兼并,从而优化我国国有资产的结构。这有助于我们的改革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虽然我们肯定党中央提出的"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认为"整体搞活论"也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问题。我们知道,提出整体搞活国有经济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好所有的大中小型国有企业,因此,我们抓住大的,放活小的。但是,我们放开小的国有企业后,大的并不是就能自然而然的好了起来,也就是,国有企业乃至国有经济的整体状况并不会"一放就灵",我们只有继续研究和解决大的国有企业如何去搞好的问题。那么,大的如何才能搞好?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也就是,我们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后,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塑造。但是,我们知道,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塑造是我们的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完成对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塑造。而这就回到了我们的老问题,如何去管理好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改革我国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机制、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以及需要外部竞争环境的塑造。而要完成这些方面的改造,我们恐怕必须改革我国的政府行为、政治体制,并且需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就必须同时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方面整体的、全方位的改善,否则,我们不可能实现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效益的质的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识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进行产权改革,但是产权改革必须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特别是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而同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重视和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从建立之初就承担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社会负担,而这限制了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并且,这也造成了预算软约束。因此,我们需要给国有企业松绑,让国有企业轻装上阵,以求实现效益最大化。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完全寄希望于市场竞争的作用。市场竞争只能是外部环境,我国国有企业能否在这个环境中茁壮成长还要求有合适的产权机制、科学合理的政府管理行为等。  



  因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应只谈产权改革,也不应只谈要塑造市场竞争环境,这都可能限制我们的思路和视野。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了。因此,我们必须用整体、系统的观点来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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