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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博士论坛之九(2002-10-25)

  发布人:ccpser  发表日期:【2008-03-05 12:11:24】  人气:1208人 目前暂不支持评论!
    时间:2002年10月25日 星期五 

  地点: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会议室 

    主题:谈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定位问题

  报告人:李松涛 

  主持人:王国兵 



  一、引言 



  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国有经济是在全盘国有化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勾勒社会主义的前景时,已经对共产主义的本质作了详细的描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他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在那里,"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2]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他"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3]可见,通过多种途径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国家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代表占有生产资料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恰如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同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4]在此思想指导下,为了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生产关系体系和物质技术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建国以后,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国有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从1949年国有工业产值的36.8亿元(按现值计算只相当于目前一个大型企业产值的1/10),发展到现在拥有的6.49万亿国有固定资产[5],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诚如马克思所言:"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6] 



  但是,"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7]正是由于在国有经济规模控制上沿用以前的逻辑,现在国有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全方位、分散性、任意性。从而使得国有经济战线过长,结构不合理,导致国有资本难以承受过大的国有经济盘子,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国企改革困难重重。



  目前,无论从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降低国有经济比重的可能性还是从国有经济产业分布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的规模都明显偏大。对于国有经济规模到底多大为好,即国有经济规模如何定位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一是从主导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认为国有经济需占国民经济的51%。二是认为只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就可以,在经济总量中占有30%或者更低一点也可以。三是区间论,认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占有区间为20%~30%。四是认为国有经济没有必要规定数量界限。[8]客观来说,对于国有经济规模如何界定,界定依据是什么,在确定比例以后如何操作,这些都是在理论上很难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国有经济性质的认识、对国有经济功能的定位、一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甚至政府对国民经济控制的选择偏好等因素都会对国有经济规模的定位产生影响。本文拟从国有经济由来及发展趋势、国有经济规模与资源配置、国有经济规模的决定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对于国有经济规模定位的几点认识。 



  二、世界范围内国有经济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一个问题,国有经济由来已久,并非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产物。严格来说,封建乃至奴隶社会就已经存"国有或官办企业"。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等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国有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国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的发展。 



  1. 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发展原因及规模变化 

  二战后,西方国家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为了恢复被战争摧毁的国民经济,重建经济秩序,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私有化浪潮。但西方国家进行的私有化不是简单对国有经济进行否定,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国有资产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道路,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进行有效整合。 

 

  (1) 发展国有经济的动机 

  首先,市场机制在解决自然垄断、外部性问题等方面是无效的。对于邮电、煤气、电力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小规模企业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这些行业由私人垄断会形成过渡竞争,从而造成高额利润和资源浪费,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品由于存在"免费搭车"、"外部效应"等问题,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不能享有投资的全部效应,一部分收益"溢出"而使他人收益,这些项目的特点使私人企业不愿意生产,市场无法保证供应。国有资产介入这些领域,可缓解私人资本追求自身利润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需要的矛盾,使国民经济更加有效运行。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说可以维护政权的稳定性,满足政府的政治需要。政府可以通过国有经济贯彻其政策意图,有效地实现经济、政策计划。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行业,如国防工业、通讯、造币等领域,各国均加强管制,以国有经济形式对其进行控制。而且,国有企业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目标,有利于社会稳定。 



  最后,政府可以借助国有经济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缓解经济、金融危机。政府可以通过垄断经营高利润的企业获取财政收入,同时又可以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国有企业又是政府实行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调节的有力工具,是政府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和传导者,对私有部门起示范和导向作用,有利于解决经济中的结构失衡,缓和供求矛盾。此外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金融机构,保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营,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 



  (2) 西方国家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 

  从时间纵向来看,西方国家国有经济规模随时间消长。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国有经济虽然存在,但规模很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为了应付战争之需,纷纷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国有经济规模加大,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部分企业被政府卖于私人。到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大规模扩展,主要是为了解决战争之后遗留的经济问题,重建经济秩序,以及在经济危机后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战后至70年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规模急剧膨胀。8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非国有化浪潮。私有化浪潮的确使国有企业的数量有所减少,国有经济相对规模有所缩小,但国家总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为增加了,也就是说国有经济的绝对规模有所增加。私有化并没有波及许多要害部门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仍然控制在国家的手里。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投资平均占国内总投资的15%-20%。虽然西方各国国有经济的规模不同,但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如钢铁、电力、机械、能源等基础工业,铁路、公路、邮电、通讯等公用事业及科研部门占有重要的比重。例如,德国国有企业约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17%,占总产值的12 %,占水、电、气供应与交通部门产值的67%。[9]  



  从产业分布来看,西方各国国有经济在各产业分布上随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第二、三产业,但是由于农业自身的特点,国有经济在农业中规模相对很小。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由于当时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加之工业具有资本密集程度高、技术水平高、投资周期长等特点,国家大量投资介入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因此,这一时期国有经济规模比较大。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有经济不适于进入以生产小型化、多样化、复杂化、快速化、个性化为特点的服务性行业,因此,国有经济规模在这一阶段有所缩小。  



  2. 我国国有经济规模 

  在中国,现代国有企业产生于晚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期。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状况,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在中国仍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没收、赎买、接管等方式将过去在私人手中的资本收归国有,使国有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式。此后的五十几年,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规模 

  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国有经济规模已有显著下降,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偏大。表1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有经济总体规模有明显下降趋势。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 %下降到1998年的28.2 %,下降幅度很大,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最高水平(21.5%)。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1980年的81.9%降到1998年的54.1 %,虽然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最高水平(30.5%),这说明国家大量增量资源仍被国有经济占用。国有经济占非农就业的比例与在社会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也有大幅下降,但均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此外,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以表2作以说明。  



  从表2中可见,我国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国有经济配置的重点部门如邮电、通讯、运输、采矿、能源等基础性部门比重很低,而在一般制造业、商业等竞争性领域的比重很高,远远高于世界最高水平。从这些行业自身的特点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来看,并不需要国有经济高比例投入,这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浪费。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已超出了合理限度,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重新界定国有经济的规模,成为目前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三、国有经济规模、资源配置及政府选择 



  (一) 国有经济规模与资源配置:逻辑上的一致与对立 



  迄今为止,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在于其有效地利用价格机制合理地解决了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但是,市场机制毕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我们认为,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有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供给,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决定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性资源。在建立初期同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国有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制度设计。体现在现实中,国有制和市场机制功能互济、优势互补,共同构成市场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机制。"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长期以来,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最高级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似乎国有经济范围越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高,实现"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11],社会主义也就越稳固。其实,不论从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国有制并不是最高级的所有制形式。国有经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国有经济之所以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因为它具有超越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属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在性质上,国有经济具有两重属性:其自然属性是受社会生产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决定,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一种组织经营形式;其社会属性是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政权服务,具有各自的阶级利益需要的特殊性。因而不同类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既有共性又有差别。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利用它。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制经济也能够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而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范围越广国家计划性越强越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观点肯定是荒谬的,对此,布哈林早有论断:"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结果,无产阶级不能起到给社会提供真正实际的东西的阶层的作用,反而一无所成。……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一般经济生活的进一步下降"



  国有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国有经济的规模总量并无必然的对立性或者一致性(当然,能起到调控作用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这需要一个前提,即作为国有经济主要载体的国有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与非国有企业并无明显的差别。但是,就世界范围内的国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不论是政府实行集权管理为主还是分权为主的管理体制,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天然的联系,其基本上处于完全垄断地位。经营职能的多元化和过多的外来干预,使各国的国有经济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效率低下的现象,即使经营好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免。就总体而言,各国都存在国有经济的投入比重高而产出比重相对较小,造成国家负担普遍过重的现象。在这个前提下,国有制就成了选择成本最低而制度成本最高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非竞争性领域,政府是唯一的制度供给主体,形不成双方博弈,由此产生的制度成本由国家承担或者隐形化了,而在双方或者多方博弈的、充分信息状态下的竞争性领域中,市场起主导作用,就不会承认这种体制或者制度成本。可以说"在竞争性领域,只要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企业的国有制本身就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13]不管这项制度成本的最后承担者为谁,以此逻辑,国有经济规模总量越大,超出政府理性边界越远,在国有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制度成本越高昂;反之,制度成本则越低廉。这样,资源配置收益就成了含有国有经济规模和制度成本变量的函数。在当前特殊的制度供给下,这个函数里的两个变量呈现正相关,虽然在给予变量既定区间的前提下,此函数值完全可以达到最大,但就整体来看,其仍然是特定制度设计下演绎出的扭曲的逆逻辑函数。  



  (二) 寻租、创租与政府选择 



  自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初始,其就呈现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特征。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化博弈轨迹中,政府作为国家代表,作为权力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它在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时,不仅具有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而且总是力图获取最大化的垄断租金。这样,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此即所谓的"诺思悖论"。在一个由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主导制度变迁的框架内,为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难以解开"诺思悖论"而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 (杨瑞龙,1998)。这个由"诺思悖论"所阐释的作为权力中心的国家(政府是其"代理人")的双重特性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和波动性(邓宏图,2001),呈现出由政府主导同时又有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职工等各主体共同参与的"动态博弈"特征。

 

  按照科斯(1937)、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张五常(1983)和巴泽尔(1989)提出的理论,市场中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或一组)由各类资源所有者缔结的市场合约。那么公有制企业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非市场合约性。公有制国家的经济目标常常是在国家代理人之间不同的主观判断和意志的政治平衡中被确定的。当然,无论国家代理人主观确定的国家经济目标能否如愿实现,集中在公有制经济国家手中的资源总会产生非常实在的经济利益,而增加这种由国家代理人控制和分配的经济利益,即国家租金,本身就可以成为公有制经济的经济目标(周其仁,2001)。由于国有企业中各类代理人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产权,因此,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就会遇到困难。而且,"没有最终委托人"的客观实际使行政权力集中经济资源、集中经济决策的结果创造了国家租金。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租金替代了市场体制下的利润(周其仁,2001)。由此又可以说,国有经济的存在与规模决定与政府对国家租金的攫取有关。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政府手中垄断、可控制、可支配的资源越多,越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通过主导国有经济规模的制度变迁,从中可以选择利于自己寻租的制度设计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也会导致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寻利动机和国有企业在获取资金、扩大自主权和分解政策性负担以及分摊经营风险方面对地方政府"依赖"促成了两者的合作,从而成为中央政府的利益对立方。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官员,利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父子之情",通过控制更多量的国有企业获取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并且藉此得到更多的对国有财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利润的剩余索取权。因此,舍弃国有经济布局的初始安排动机,可以这样认为,国有经济在各地区的规模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长期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的创新意识、工作能力直接影响了国有经济规模在各地区的发展态势。实践表明,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政府官员越倚赖于从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上获取政绩;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国有经济规模调整受到的阻力越小(在此,我们并不否认各地区国有企业规模、产业分布差异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三) 国有经济比重的内、外生决定:"静态"数值与"动态"变化的统一 



  国有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国有企业行为的特殊性。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就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它还承担了增加社会福利、执行政府政策意图等任务。我国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和政府作用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发展演化呈内生性的特征,在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及政府主导性则使其制度变迁呈现典型的外生性特征。可以说,国有经济的运营成效和国有经济的运行成本都是国有经济规模的函数,并共同决定国有经济的规模,使之表现出时间的非线性以及内生决定的"静态"数值化和外生决定的"动态"趋向变化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平新乔沿用Niskanen(1975),Bos(1988),Delbono与DeFraja(1987),Rees(1988)的假定,认为国有企业是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社会福利被定义为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与利润之和)。由此推导出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是内生地决定的,即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值是国有企业最优决策与非国有企业最优决策的互动过程的一个均衡解。他认为,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的。从国有企业属性中的"企业"属性角度来看,笔者部分赞同上述观点。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承载主体--国有企业脱离不了"企业"属性,也就脱离不了市场,成为"市场中的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拥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如果国有企业在市场中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缺乏政府垄断和政策倾斜的状态下,这样一种寻利机构参入市场竞争,由于其天生的"弱质性",必然以个量的缩减导致出现国有经济整体规模下降的结果。 



  但是国有企业中的"国有"属性又使其目标函数复杂化,承担起"父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国有经济又成了照顾社会特定群体利益、满足政府协调公平与效率目标的特殊价值或者经济形态。林毅夫认为:企业国有化并非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但它却因具有政府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配置经济剩余,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易于操作、政治风险小和监督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而成为内生性的制度安排。[14]笔者认为:政府政策设计取向、不同利益群体间博弈结果、意识形态等因素是决定国有经济规模的外生变量。正是这些外生变量的变动使得国有经济规模随之而变化。外部经济的存在以及调控国民经济之需都不足以解释国有经济规模的内生决定化,相反,都证明了国有经济比重的外生决定逻辑。如以外部经济的存在来解释国有经济存在的原因,那么,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决定了国有经济的规模;如以调控国民经济来解释国有经济存在的原因,则政府目标、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等因素决定了国有经济的规模。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规模的内生决定的"静态"数值、外生决定的"动态"的趋向变化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作如下表述:第一,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弱点及由此导致的内生的低效率决定了其不可能在摆脱"政府关爱"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大量存在,而只适合存在于特定的领域和范围。第二,由特定的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赋予的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存在广度、深度的变化以及制度变迁方式。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以及一国经济所处的阶段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四、关于国有经济规模定位的几点认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的阶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15]列宁也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16]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同,便引起所有制形式有程度高低之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所有制结构模式的理论原则,是过渡期采取的所有制结构形式。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有经济规模的确定也必须遵循这个大前提。在此,必须明确两点:如果将国有经济存在目的定位于为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手段,则国有经济的规模主要由市场决定,在量上只需要很小的值;如果将其存在目的定位于所有制基础,则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国有经济,则最终发展趋向必然是达到"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17],此过程必然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和政府起主要作用。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国有经济本身就是政治、经济的混合作用体,在其身上体现出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性。 



  基于此,笔者对于国有经济的规模定位谈一下几点认识: 



  1.国有经济规模不能同社会主义性质联系起来。作为国有经济主要表现形态的国有制并非社会主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国有制当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想形态,相反,他们只是认为国有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剥夺剥夺者的一种过渡形式。 



  2.将国有经济规模定位的出发点立足于"控制力"理论是片面的。国有企业本身具备的多重属性使其行为呈现复杂性,目标函数呈现多要化。将国有经济规模定位以"控制力"论为出发点,必然导致对国有企业"企业"属性的漠视,不利于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激活,尤其是针对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数量多、覆盖范围广,无论广度、深度在国民经济中远远超出其他经济成份的现实。

  

  3.对待国有经济规模问题观念必须要解放。必须认清,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且呈现一定的层次性、不均衡性,这个现状决定了我国当前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其精髓在于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国有经济规模也要动态地分析,不能就"国有"而"国有",非要强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在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中,国有经济规模调整是突破口,而非万能钥匙,入世后,在改革逻辑上必须明确,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最终目的,国有经济规模调整只是特定阶段下的手段和重点。因此,政府对待国有经济和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应一视同仁,立足于提供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各种经济成份在规则统一的市场里公平竞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当然,由于国有经济的特殊性,其同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也不能不管不顾,但是必须把着眼点提高到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高度上来,一切为谋求提高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服务。 



  4.无论是国有经济的增量调整还是存量调整,都必须切实克服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易产生的盲目性、任意性,防止各级政府出于本位利益考虑而造成的对既得利益的难以割舍和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造成的新的重复建设。政府必须统筹安排,从全局着眼,科学合理地、战略性地调整国有经济规模和布局。为此,必须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边干边学,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真正把国有经济问题搞好。  





  王国兵:该文章谈到了较深的理论,如制度变迁、博弈双方的均衡等等。论文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有很强的理论功底。 

   



  刘远航:论文第五页"不论从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国有制并不是最高的所有制形式"。如果国有制不是最高级的所有制形式,那么最高级的在哪里?国有制从奴隶社会到现在是一直都有的,每个社会都有,它是随国家形态而产生和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它应该有最起码的适应性和很强的生存力。所以,把国有制与其他所有制进行对比,它可能是最高级的。另外说到国有企业目标函数问题: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相对比重,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目标函数有关。我觉得国有企业目标函数与国家目标函数有关。国有经济主体服务于国家经济目标。 



  

  李松涛:假设国有企业只看市场的属性,把它放到市场中去,但它受行政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投资与融资体制的影响,会"弱质性"。 





  刘远航:国有企业有其固有的属性,与市场中企业相比有天生的"弱质性"。 





  李松涛:对所有制对待制度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才有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发展好了才是社会主义,这个逻辑是不同的。 





  刘远航:"政府政策设计取向、不同利益群体间博弈结果、意识形态等因素是决定国有经济规模的外生变量"中的外在因素--政府政策设计取向与政府目标不同,所以国有经济规模的外生决定变量还应包括政府目标。 





  李中义:"自由人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代名词。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说现实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太准确。"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强调市场可行,实施市场经济是当时的目标。 





  刘远航:邓小平的话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结果。 





  张万成:什么是"任意性"?国有经济规模定位的出发点立足于"控制力"理论是片面的。潘石老师认为国有经济规模体现在控制力上是由于国家对国有经济不放心。 

李松涛:任意性来源于它的计划性。因为当时计划建立的基础就不是科学的。从客观来说,你虽然有计划的去安排,实际上是任意的分散的,并不是针对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针对实际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真正的客观的针对资源禀赋和各地的产业结构来安排国有经济,正是看似合理的有依据的计划,但实际上造成一种任意性结果。  





  王国兵:国有经济规模定位本质上应看它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国有经济能将资源配置好,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它在一定范围内或在更广的范围内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源配置效率究竟由什么因素影响,应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选择的问题。资源配置与政府选择是什么关系?政府选择可以理解"租金"最大化的决策。那么有可能政府会用社会目标决定经济目标。这就出现二者目标的权衡问题,有可能产生冲突,那么到底谁决定谁,还是列? 





  李松涛:两种情况都不是。不分层次,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去理解会有不同结果,但二者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王 妍:政府理性边界是指什么?国有经济到底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规模,我们是否应该给其作一个和理的规模定位? 





  李松涛:企业越小政府越好管理。政府理性边界是指政府能充分运用一种的自己工具。达到的资源配置最优效率的一种高度。 





  刘远航:国企规模大,包含信息量就大,它要掌握的信息量也就越大,那么掌握完全的可能性就越小,所欠缺的信息量也就相对越多,行为就越倾向于非理性。政府从事经济行为就会缺乏规律性和指导性。  





  李松涛: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包含的不合理成分就越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大。越不能达到合理性配置。我们不能确定国有经济的具体规模。只能在某一时点上看历史的规模具体量,而不能预测出将来的规模。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测,不一定对,只是一种次优选择。



  王 妍:国有经济在一定时期多一些,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更多一些,总量大但不会超越理性边界。  





  刘远航:政府官员对企业没有剩余索取权,但有控制权,利用控制权,获得租金。在南方政府官员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但在北方没有,他们只能利用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来分一份"蛋糕"吃。 





  李世朗:"国有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国有经济的规模总量并无必然的对立性或一致性,这需要一个前提即作为国有经济主要载体的国有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与非国有企业并无明显的差别。"但是这句话只能得出选择的对立性,但是怎能得出理论上的对立性? 





  李松涛:国有经济如果利用好了达到资源配置的次优状态,这时我们说是一致的;如果利用不好,就是对立的。规模是限制国有经济与资源配置关系的约束条件。规模在某一点上有一种特定的状态。如果达不到这个规模或超出这个规模,都会使资源配置低效率。如果超过规模就会出现政府选择。  





  张涵:"国有经济如何定位的问题上,就是结论中的二点,那你是否同意第四点呢? 





  李松涛:"有点相象有点类似,但本质上还不一样,我说所有制问题由那么多因素来决定什么意思呢?它是各种因素动态的决定,不一定非要确定出来界限。" 





  张涵:"读过这篇文章后,结论还不十分清楚。" 





  刘远航:"应当在结论中表现出来,即到底如何定位,文中给出的结论还是不太明确,在几点认识之后,到底该如何定位?" 





  李松涛:"规模定位问题,任何人都无法给出一个规模,如果你确定一个规模,那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目的服务的,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要这个过程,我这个过程有助于你形成你自己的结果,我的结论就是避开了规模问题,从思想上打破这些局限,你自己形成结论,就跟张五常接见省领导时说,你们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我就是从理论上给你们指导。" 





  刘远航:"作为一篇论文应有一个中心。" 





  李松涛:"我的中心已经出来了,文章最后部分已经表明:规模必须是动态的,然后你要解决规模问题,必须通过自己来解决,这就是我文章的中心。" 





  张涵:"文章结尾还提到政府应该统筹安排,从全局着眼科学合理地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规模和布局,但是我理解是不是说微观上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搞好了、搞活了,国有经济在整体上的规模就会达到最佳了,那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怎么做呢?感觉这段的话有点空。" 





  李松涛:"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我的目的就在于这个分析过程,就在于分析它的决定因素。" 





  王国兵:"国有企业规模本身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可以给出,但规模如何确实无法给出明确的结果。把这部分移到第四部分,下面这个部分是为了实现这个结论,意识形态需要调整,你在控制力方面写的比较片面,然后还要解放思想,结论要实现就要突破这几个障碍。" 





  李松涛:"如何定位呢,题目就不好确定,就想写关于定位的几点认识,从侧面思想上点出几点,从形式上做出一个结论就得了,我无法给出具体的规模定位。" 





  李松涛:"我就是把过程分析出来,我不问你结果,如果结果定出来,那后面是我错了还是你们不敢写呢,就没法说了,具体怎么个结果不是我文章要的结果,而是通过串联起来以后再得出结论。" 





  阎敏:"刚才满慧同学说的,不仅涉及到国有经济的规模定位,而且更主要的是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很难从国有经济规模定位这篇文章就总结出现在国有经济规模是对是错,它需要参考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陈莹:"文章写的很难懂,可能与标题太难也有关。" 





  王国兵:"这篇文章的论述比较规范,包括文章语言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换成白话的话会降低这篇文章的水准。能按照经济学术语来写还是尽量按经济学术语来写,这篇文章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给我们以后写文章提供了一个标准,我们要认真学习。" 





  刘冰:"我要问几个知识性的问题,文章提到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特征,我国国有经济有这个典型的特征,那其他国家的国有经济是什么样的特征?" 





  李松涛:"我认为理论先于实践是很对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先给设计好的,先有了理论框架然后才有了社会实践,也就是我们先把制度安排设计好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纳入到这个框架中来。为什么是供给主导型呢,制度变迁的方式有内生性变迁和外生性变迁,外生性变迁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由外部因素主导的,由外部制度供给形成的,内生性变迁是由内在因素,比如说国有企业内部变迁是由于国有企业内部员工对利益的不满,比如说效率太低,有组织自发地寻求一种制度安排,达到这个目标,逐渐演化成这么一种制度,就是内生性制度,但是比如社会特定的利益集团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特意安排国有企业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形成一种制度以后,这就是外生性变迁。而这个外生性变迁就跟供给主导型有点类似。" 





  王国兵:"比如说从下而上的,下面的利益主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产生一种制度,那么借鉴这个制度就成为主流,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对变迁的影响,政府先设计一个制度,再把这个制度通过强制的方式推开,就像农业的改革。其实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先推行试点,都在下面已经搞了差不多了,然后逐渐推广。" 





  李松涛:"典型特征只体现在它的初始阶段,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是逐渐完善的过程,制度变迁过程既有从上而下,也有从下而上的,很难说到底是供给主导型还是优制型,说哪种更有效率很难,制度效率本身就是很难衡量的。我国在这个阶段体现出这个特征。" 





  齐树天:"文中应该加一个模型,第七页提到的国有经济规模是内生性决定……,这个静态数值就是一个具体定量,它是内生决定的,但也有可能受到外生因素的影响。这个静态数值不一定必然只由内生变量决定。" 





  李松涛:"我这个内生决定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我只是说一个内生决定导致了一个静态数值化这样一个特征,并不是说必然由内生性因素决定的,不是这个概念。由内生决定的话它必然要求确定出一个数值来,即确定出一个范围来,但这个数值也是变化的,但从长期趋向变化来看它是由外生决定的,不能说前面的静态数值只决定一个点,只能说是一个范围或一个区域,而且这个区域不能偏离太大,所以相对来说是静态的,从长期来看这是一种变迁方式的变化,引起了这个特征,所以都是相对来说的静态。" 





  王国兵:"按我的理解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个问题,这里的内生变量是指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也就是既然承认它是低效率的话,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它只适合于存在于特定的领域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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