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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博士论坛之十一(2002-11-8)

  发布人:ccpser  发表日期:【2008-03-05 12:11:41】  人气:1171人 目前暂不支持评论!
    时间:2002年11月8日 星期五 

  地点: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会议室 

    主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分析及其处理

  报告人:王国兵 齐树天 

  主持人:王国兵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随着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而成为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实践部门讨论的对象。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认识也应该说越来越清晰。国家也随之采取了诸如注资销债、债转股、破产、兼并等改革方案,希冀国企的债务问题随之解决。应该肯定地说,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但是,经过我们较长时间的研究,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对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导致了我们对解决债务问题的所采取的决策也出现了低效。这是我们重提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提出债务问题解决的方案的原因。 



  本咨询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我们论述了当前重提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评述了对有关债务问题研究的国内外历史文献。第三部分,我们重点分析和讨论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形成原因。第四部分,我们提出和修正了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几点建议和措施。 



  一 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国有企业的高负债一直困扰着我国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基本都在60%以上(见下表1)。但是相关统计资料得到的情况是,1980年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8.7%,而1990年至1994年则由58.4%增长到71.7%,且以每年4%的高速度增长,并且呈扩延性特征。负债已由个别行业扩延到各个行业,由少数企业扩展到大多数企业,由短期负债扩展到长期负债,由过去的小额零星扩展到大额负债,由单纯的技改贷款扩延到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贷款。 



  而上表的统计数字应该说还不能准确地反映国有企业的真实的负债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承担着大量的社会负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资产结构中有大量的非经营性资产,如企业建立的住房、学校、医院、后勤设施等。据粗略的统计,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一般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左右,而用于离退休职工和冗员职工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支出也具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资产,在价值上也不属于生产性资产。因此,从价值上看,具有非生产性资产的总量将占企业总资产的35-40%(刘世锦,1995)。那么,如果扣除掉这些非经营资产,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大幅度提高。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债务还不光体现这里。国有企业的债务还包括企业对企业的商业负债,也就是正常所说的"三角债"。90年和94年初向两次大规模的"三角债"的问题。到96年底,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应收帐款净额达4959.30亿元,97年为5694.51亿元,2000年为8136.99亿元(李玉菊,2001)。 



  因此,加上以上两个因素后,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委资料显示,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8.2%,若扣除潜亏、明亏、挂帐等各种侵蚀资产的情况后,实际的负债率为76%,若按《两则》实行后调整数字估计,国有企业现资产负债率平均为83%。因为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所以说法也不经相同。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确实已经非常严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才出台了诸如增加财政资金充实资本金、债转股等政策方案希望改善国有企业的债务情况。经过国家政策的大力调整,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应说稍微好转。初步匡算,实施债转股后,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由原来的70%以上降到50%以下[1]。 



  但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处理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从目前的最新情况来看,部分国有企业存在"复困现象"。这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在三年脱困时期的利润回升在很大程度是国家政策作用的结果。债转股、挂帐停息、免息、加大呆、坏账的处理力度等改革方案都直接较少了国有企业的利息支付。债转股等措施一年能减少利息支出200多个亿。因此如果没有机制和制度的改善,我们很难保证国有企业不复困,从而继续形成高负债的状况。数据也表明了我国国有企业出现复困的可能,2001年1-9月国家重点企业中417户盈利企业盈利总额1897.8亿元,前三个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51%、20.2%、11.9%,呈明显回落趋势。[2]到11月末, 513户企业中有亏损企业97户,同比增加7户,与10月末持平。亏损企业亏损额106亿元,由1-10月下降7.9%转为上升4.5%。[3]而在2002年1-2月118户试点企业集团由盈转亏,净亏损9.4亿元。[4]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很多政策措施并不是治本之策,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防止国有企业高负债的机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 



  二、企业债务问题研究的历史文献回顾及评述 



  企业的负债问题实质上就是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就转为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的基本理论。最有影响的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于1958年共同提出的"MM定理", MM定理是指在没有公司所得税、没有公司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完全效率、零交易成本等假设下,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的价值无关。1963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将企业所得税因素引入原来的分析之中,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的,股息支出和税前净利润则不行。这样一来,随着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率的增高,企业价值也得以增加,这是财务杠杆效应的结果。从而,债权资本成本实际上要低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那么,最理想的公司资本结构也许就是100%的负债率了。当然,修正的MM定理离现实尚有一定差距。因为当企业负债率提高时,虽然企业价值的确会增加,但负债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因此,企业的负债率并非越高越好,而是有一最佳平衡点。这就是引入破产风险和成本后的企业资本结构平衡理(JensenandMechling1976;warner,1977)。也就是说,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的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上升和下降值)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适度。 



  在此研究基础之上,近年来,交易费用理论和非对称信息理论在企业融资结构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和MM定理(最优资本结构理论)揭示的"融资工具的选择对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是无关的"不同,该理论认为各种融资方式的信息约束条件和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融资成本及其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企业的融资决策是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依次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即首先先选择无交易成本的内部融资;其次选择交易成本比较低的债务融资;对于信息约束条件最严、并可能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的股权融资则被排在企业融资顺序的末尾(Myers,1984、2001)。这一理论在解释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缕笠刀杂谠隽孔式鸬娜谧市形?凶沤虾玫慕馐土Α?br>   在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时,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曾做过大量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分析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时认为,八十年代初期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主要原因(唐宗昆,1992;吴晓灵,1995等)。他们认为,财税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资金由原来的直接拨款改为银行的贷款。"拨改贷"的直接结果是国有企业失去资本金,银行贷款成为唯一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出现高负债的情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不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的形成是因为缺少国家没有资本金的投入,要降低负债率的话,国家就自然应该重新注入资本金。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国有企业却会面临以下几点较严重的问题:1、大股东(国家)由于拥有企业的股份过大,丧失了因股票分散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好处;2、国家为了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往往不愿意采取控制权分散的股权融资形式;3、国家控制企业的主要目标函数不是股息和分红的最大化,而是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导致债务过度扩张;4、一般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可以通过及时清盘来减少损失时,国有企业会尽量避免清盘,清盘受到限制;5、.由于国有企业负担重,所以企业经营信息不透明,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健全,除非有较高的风险补偿,否则会影响外部投资者对这类企业的投资。国外的学者也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的直接原因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激烈的市场竞争(Jefferson and Rawski,1994)。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选择亏损是因为这样他们能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史瑞丽,1994)。而李稻葵和李山则分析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出现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和融资结构的错位。他们认为,在企业理论中,股东掌握企业的主要决策权,而经理人员则享有日常的经营决策权。但是,除此之外,债权人应仍然对所投资的企业拥有重要的控制权,特别是在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权力对债权人来讲尤为重要。但是在我们中国,由于银行并为享有实际的控制权,地方政府和经理人员剥夺了银行的这种控制权。因此,银行对企业的债务约束是软约束,企业可以不还款。按照这种分析,他们认为处理债务的对简单办法就是加强银行的独立性,保证投资者应有的权力(李,1996)。

 

  应该说,学者们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国有企业债务的理解,也给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时有很深的启发。但是我们却认为,他们的分析并没有把握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的改革措施更多的是治标的性质。事实上,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由此产生的两个结果就是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够和廉价的筹资成本。而这两个结果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地下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不强。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并由此带来的较低的筹资成本使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时候仍然可以低成本、轻易地获得所需资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低盈利能力导致了有债难还,而在廉价的筹资成本下企业又可以继续负债,因此,国有企业出现长期高负债就在所难免。下面我们详细分析这种情况。 



  三、国有企业长期高负债的根本原因 



  刚才提到过,我国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认为,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投资变成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缺少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只能借款,因此,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在所难免。我们不否认,在一定程度,这种"拨改贷"的体制改革影响或说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资本金少了,贷款多了,负债率也就确实高了。这个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关键是看从银行借债进行经营的话是否必然会导致高负债?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下,企业从银行借债会产生严重的负债,什么时候又不会。 



  负债是当代企业融资的重要的正常手段,使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战略选择。而正常的企业只要预期贷款所得资金能创造出更高的收益,即企业还本付息后还有剩余的话,他贷款进行生产就能获利,从而就会以借债的形式进行融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企业只要生产她总能还本付息,不会出现资不抵债,除非出现正常的投资失败。并且就债权资本与股权资本相比较而言,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是可以计入成本从而免交企业所得税的,股息支出和税前净利润则不行,因此,借债经营就可以合理避税,这样就可能使每股税后利润增加。这样一来,随着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率的增高,企业价值也得以增加,这就是所谓的财务杠杆效应。但是,所谓的财务杠杆效应也作用于反方向,即如果税息前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负债反而会使企业由赢转亏并加剧亏损程度,从而加剧企业财务危机。目前我国企业亏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这一行正常运行扩大生产规模有益时也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贷款的形式获得,从而对银行的负债总可能存在。 



  特别地,从我国的实际来看,从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当前这几年通货膨胀率较低,甚至为负外,大部分年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银行的名义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为负(吴敬琏,1997)。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其实得到了来自金融渠道的大量补贴。表2列示了1985-1994年国有企业得到补贴的情况,其中除1989年和1990年外,其他各年国有企业都得到了金融渠道的补贴。无疑,在此情形下,国有企业是负债率越高越好,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越好,对其股东---政府也越有利,何来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或过度的问题呢?事实上是谁贷款谁有利。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企业从银行借款作为其产生高负债的根本原因。那么,我国的国有企业缘何形成那么高的负债率,并且长期存在?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长期的高负债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低下和廉价的筹资成本。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地下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不强。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并由此带来的较低的筹资成本使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时候仍然可以低成本、轻易地获得所需资金。国有企业的债务就如同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高,高负债也就日积月累的形成了。只要有了这两点,国有企业的债务就必然会产生并且表现为长期的存在。 



  (一)、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科尔内最初指出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及其后果。林毅夫等人完成了我国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实分析(林毅夫等,1995,1997)。他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直至今日还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过渡的资金积累、部分产业的价格扭曲、社会负担等。这些政策性负担或增加或减少国有企业的利润。因此,由于企业拥有更充分的信息,企业总可以把经营管理不善、超分配和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损失都掩盖在政策性负担这个理由下“从企业的角度讲,政策性限制的存在,为其提供有力的借口寻求软预算约束的继续存在。一方面要求国家出台一些抑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从而减少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寻求政府的亏损补贴"。[5]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这就造成了国家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国家无法监督和控制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国家从而也就没有充分的信息来监督和评估国有企业。而国家无法确定国有企业的亏损、低效是否是由经营者的偷懒、决策失误等行为造成的。因此,国家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向这些企业注入资金,或财政投资、或财政补贴,或者向银行施压要求其继续向这些亏损的国有企业放款。虽然银行经过改革逐步实现分权化和独立性,但是,地方政府在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地方政府有能力要求银行继续向亏损、低效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地方政府也不希望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从而避免其所带来的就业、安定等问题。所以,地方政府更有动机来要求银行继续向亏损、低效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这些资金对国有企业和经营者来说几乎是免费的。财政补贴自然不必说,就是银行贷款来说也是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几乎不会受国有企业的亏损甚至其倒闭而影响,也就是它可以赖债不还。况且在目前情况,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联合搞"假破产、真逃债"现象并不少。 



  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将失效。国有企业会不采取有效行为,或从事无效行为。这是国有企业出现亏损的重要甚至根本的原因。 



  (二)、国有企业低下的盈利能力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曾研究过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由于对效率的定义以及利润率能否成为评价国有企业的绩效指标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很难断定是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还是私营企业的效益要高(Milliward and Park ,1983;Borins and boothman,1985)。但是,由于我们现在仅考察的是国有企业的偿债能力,因此主要考虑的是资金的盈利能力。而从资金的利润率来看的话,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判断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这从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历年的盈利情况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资金效率全部低于平均水平,获利能力较差。从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一栏,我们可以发现,扣除税收后,国有企业的的盈利能力更是极其低下。其中,很大一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到1996年一季度,情况严重恶化,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净亏损,全年实现利润比1995年下降42.5%;1997年一季度再次出现净亏损,全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叽?43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6599户,亏损面39.1%。 



  如果再把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跟银行的贷款利率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国有企业从借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注定要亏损,要还不起债务。因为从1993年开始几乎所有年份,其所有资金所创造的新价值(可以用资金贡献率来反映)都不足以用来付息的。 



  再加上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实际上从大多数年份来说,国有商业银行是在向国有企业进行反向补贴。因此,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的原因纵使有各种情况,但是国有企业的低下的资金使用效率是根本原因。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较高的话,即使100%的负债,他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 



  (三)廉价的筹资成本 



  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如果产品没有市场,盈利前景不好,资信不高的话,企业是不太容易获得所需资本,不管是权益资本还是债权资本。作为债权人,银行在看到企业亏损、低盈利时也就不再向该企业继续贷款了。这样的话,难以继续生存的那部分企业将被破产,不会出现长期的高负债情况。反过来,国有企业这种长期的高负债恰恰就是因为其在亏损的时候同样还能获得所需资金,也造成了企业亏损--继续借债--更加重亏损--又继续借债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日积月累地使国有企业形成过高的负债率,最终形成了债务危机。 



    从几个表的比较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国有企业即使其效益不高,并且有大量的亏损,但这并不影响其继续从银行获得资金。并且表5数据只反映国有企业工业生产企业做占用的贷款比例,若加上商业和农业有关部门的贷款,其所占的绝对数额还应更大。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到中国的银行系统的确在贷款是对国有企业有明显的系统性倾向(魏尚进、汪涛,1996)。而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却又非常的低下,根据表2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实际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其实得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反补贴。 





  三、国有企业债务处理方案的重新选择 



  以上的分析在于回答什么才是国有企业形成长期高负债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如果企业有足够的盈利能力的话,高负债并不是负债经营的必然结果。只有当企业盈利能力比较低时,负债经营才会演变为债务危机。所以,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只是表象,问题的本质是国有企业运营的低效率。因此,把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来作为最终目标来处理所提出增资减债等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的做法,从而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它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问题。对于不经过改制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相信它们获得资本金后会不把钱糟蹋光。 



  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必须从对国有企业的本质改造着手。一切的方案都不能离开这个初衷。为此,我们提出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造为核心的债务重组方案。 



    强调一下,这里进行债务重组的对象是负债严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为国有中小企业完全可以以租赁、拍卖、出售、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这也是符合"抓大放小"的原则精神的,所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对严重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我们也不打算分析,因为对这一部分,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已取得基本一致的思路,即破产。 



  (一)、对债务严重但又须国有经济进入的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以财政为主体的债务重组 



  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国家的整体实力实现赶超任务,并且处于国家安全等考虑,国家有效地控制相关行业的企业,以便可以更好地实现以上发展目标。因此,这些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通常不宜采取产权主体多元化、股权分散化与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来重组这类企业的债务,因此,应以发挥国家在债务重组中的主导作用。具体的做法有[8]: 



  1、贷改投。也就是将1983年以来的基本建设贷款、技改贷款和科技贷款改为国家对企业的资本金投入。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还应把凡是借款来源于财政性收入的贷款,包括地方财政信托投资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债权也转化为国家对企业注入的资本金或转化为股权。 



  2、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垄断性国有企业的重组成本。每年应按一定比例从各自的财政收入中列出一定数量的财政支出作为注入企业的资本金,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同时,中央银行应从每年的货币发行利润中划出一块,用于充实银行的呆账准备金,增强银行核销呆账的能力。  



  3、通过财政渠道在增量上进行债权转股权。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向社会发行长期政府债券,用所筹资金向企业注资,企业用所获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债权转股权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由债权转换的国有股权



    4、发挥中介机构在重组企业债务中的作用。由于这类垄断性企业承担了不少非营利性活动,因此建立政策性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一企业银行重建基金的思路是可行的。由该基金接管这类企业的全部无法偿还的政策性贷款,并向这类企业发放有固定期限的财政性债券作为补贴,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用以取代目前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使企业获得再生的机会,也可以通过各类投资基金向企业注资。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间接的投资工具,它通过发行基金股份或基金受益凭证,将众多分散化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基金经营机构投资于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二)对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 



  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而无须以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其他行业,我们建议把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与产权调整相结合,以实现降低负债率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造的双赢结果。只有这样,国有企业经过债务重组才能恢复生机并不至于"回潮"。而一味地强调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固然能短期内降低其负债率,但是若没有盈利能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对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处理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目的的思路进行灵活多样的以产权调整为主体的债务重组。  



  1、国有经济内部的承债式的产权兼并。我国国有经济由于体制性原因,国有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因此,国有企业规模偏小,规模经济不突出。本着提高效益的原则,一些效益较佳、有很强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有动机兼并上、下游以及同行企业,以实现规模和效益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这一情况,政府可以适当的牵头联系优势企业对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这里兼并的方式又可以多样,可以由政府部门把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无偿划拨个优势的国有企业,也可以一定的市场价格让优势企业购买。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实现降低负债率的目的。所以,不管以那种方式都是要求优势企业以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为代价的,并且应规定优势企业必须注入新的资金和技术,以便真正的救活原先负债较重的国有企业。如山东的诸城农用汽车厂就有当地政府无偿或拨给中汽总公司名下,中汽承担相应的债务并负责对其进行投资,结果使农用汽车厂起死回生,获得多赢格局。 



    当然,对债务承担的同时,政府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停息、免息或将偿债款列在所得税前,以及延长债务期限等优惠措施。 



  2、开放式的多种形式的兼并和收购。由于这部分国有企业是国家无需控股或相对控股,因此,我们应本着盘活资产、解决负债的原则可以让其他性质的企业形式并购、兼并债务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以实现债务化解。我们在接受民营、三资、私营等各种性质企业的并购的同时还是要求尽可能地接受原先国有企业的债务。这样既盘活了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银行的债权人的利益。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停息、免息或将偿债款列在所得税前,以及延长债务期限等优惠措施。 

 

  如果运作得当的话,我们认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债务危机。因为国有企业目前占据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主体地位,而随着民营、乡镇、三资等各种性质的企业的发展,他们已经不满足现有的领域,其投资需要进入更多的领域。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些性质的企业还是愿意接受占据各个行业先进技术的高负债的国有企业,这样他们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并且能以较快的速度进入该行业。这里的关键就是并购的条件和价格。关键是政府在并购中对债务承担额度的要求和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安置上作怎么样的安排。我们认为政府寄希望于财政注资或减免利息债务等方法来救活对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并最使其最终偿还债务的话,其承受的财政负担可能更重,并且可能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而通过适当的优惠措施,吸引其他性质的企业并购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的话,政府和银行都可能更快的解决债务危机,并且也能盘活原有的这些资产,这也应该说是合理的选择。  



  3、出售部分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对那些负债较严重但是国有企业又不应当整体推出的,我们认为通过股权的协议交换,引入战略投资者,以便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并同时获得资金。这些资金既可以用于再投资资金也可以用一部分来偿还债务。因为这些投资者并不占有或控股整个企业,因此抱着进入市场或以获取长期投资收益为主。所以,能利用这一方案应该只是那些负债率比较高但是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国有企业。



  (三)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约束条件,若要从体制上改变预算软约束的弊病,非常重要的就是实施相应的金融体制改革。要重建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切断与国家财政的制度性联系。在目前,国家有必要给银行的配套改革提供优惠条件,如为加快银行呆、坏账的处理增加财政贴息。但是,对国有企业银行的改革也必须注重对银行的机制和制度的重塑。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是,对银行的注资应该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组成部分[10]。 



    主題(2):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及其处理 

    报告人:王国兵 齐树天 

  主持人:王国兵 





  一、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的现状 



  所谓企业办社会,是指企业建立和兴办了一些与企业生产、再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机构和设施,承担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这类社会职能具体到企业,除了包括它的后勤部分之外,还包括它的一些公益性事务。一般情况下,我国国有企业除了直接生产经营之外还进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如企业办学(指普及型学校)、办医院、办幼儿园、办劳服公司、办生活服务公司,企业承担公安、司法、离退休人员、公共设施建设乃至有的行业自办农场等等。这些活动大多带有纯粹福利性、供给性和安置性的特点,即这种行为或职能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只是从职工的生活福利出发,或者不主要考虑劳动生产率,而主要考虑人员安置的问题。因此,这些活动均属于社会职能。 



    这种制度下,企业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休等全部责任由所在工作的企业来承担并且都在本单位内部解决。国有企业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一种局面。不仅如此,很多企业不仅要对职工本人负责,还要对其子女的入学、就业负责。这使得几乎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成了一个小社会。因此,人们一直把国有企业形容为兼有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社区单位"(刘世锦,1995)。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也就出现了。 



  国有企业办社会,其承担的负担究竟有多大?到目前为止,没有准确的数字。据粗略的估计,国有企业中,医院、学校等各种为职工生活服务的福利设施所占用的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约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左右,支付给离退休和冗员职工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约占资产的20%左右,所以,这种非生产性的资产总和应该占国有企业总资产的35-40%左右(刘世锦,1995)。下面的一组数据也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整体情况。近期对28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企业一年的各种社会负担共达16亿元,其中,离退休职工的人均年费用为5990元,相当于每个在职职工每年负担1936元;企业办教育,每个在职职工一年要承担347元;企业办医疗卫生,每个职工要负担214元,这主要是企业中教职人员和医疗人员的费用。此外,每个职工一年的医疗费用支出达630元,一年住房维修费用平均每个职工要负担582元。[1] 



  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负担除了以上所说的供后勤、建学校、办医院和承担各种养老金和保险金等所带的负担外,还有一部分作为企业负担的就是其承担的各种社会摊派费用。由于企业与地方政府社会职能划分不清,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相当滞后和某些行政行为的不规范,诸多公益建设投入往往推给企业,企业负担也在不断加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经国务院和各部委批准的各种收费和基金,加上地方上的各种收费和基金,项目达到了2000多种,总额相当于财政收入的40%以上。据专家分析,中国企业目前税与费的总体负担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到30%,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政府部门或相关单位在各项税收之外向企业征集的相当庞大的非税收入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 



  二、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负担的影响 



  我国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大量社会负担一方面客观上发挥了诸如保证职工生活和社会安定等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确是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负担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有: 



  (一)积极作用 

  在现阶段,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是我国长期以来战略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市场经济的要求去衡量、评价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办社会问题,而应该把它放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实事求是地说,国有企业办社会在中国之所以历50多年而不衰是客观动因,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为稳定职工队伍、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做出了贡献。职工进了企业之后,除了工作之外,从住房、交通到文化娱乐,从子女入托入学到安排就业,从医疗卫生到养老保险,统统由企业包下来了,这就使职工消除了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生产中去。新中国建立后,正是有这种体制保障,企业的职工才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在过去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很不充分、很不健全的几十年中,国有企业职工之所以艰苦奋斗而无怨言,就是因为职工从企业身上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办社会之中。企业因为办了自己的"小社会",不但使企业生产得以正常运行,而且使企业内职工的社会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稳定状态。 



  2、为改善职工生活做出了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再分配体制上,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消费、高积累"政策。当时也不承认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不承认劳动力也是商品,所以国家发给职工的"工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足额工资。我们一直执行的是低工资制政策,只把必要的生活费用发给了职工,而职工新创造的价值等都作为社会扣除,以企业利润的形式上缴给了国家财政。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就工资本身,企业职工正常的安全(如住房)、发展(如培训)以及子女的生活和发展都无以得到保障。因此,企业办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医院、交通、文化娱乐、商店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办社会的不足。通过办社会的形式,基本是无偿地向职工提供各种生活福利和社会服务,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职工生活的作用。 



  3、为促进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企业办社会与企业的生产、再生产之问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企业的生产和再生产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抑制作用。因为企业办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对象是本企业的职工,服务范围的大小、服务质量的高低,服务效果的好坏,对职工的思想情绪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被职工直接带入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去,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办社会正是从这个方面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饱满、高昂的劳动热情来对待自己的工作,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 



  4、为维护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企业通过办社会,安置了大批职工家属,安置了大批待业子女,安置了大批企业富余职工,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因此,我国传统的这种"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尽管企业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毕竟替国家承担了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压力。如果将这部分人都推给国家,推给社会,国家一时又无力安置,那将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二)负面影响 



  1、企业办社会占用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办社会的表现形式是:由企业投资建设那些社会公益性事业和福利性项目,并基本是无偿提供给企业职工使用。由于这些公益性事业和福利项目不具有经营特征,因而这部分投资只能被逐步消耗而无法通过运转来实现保值增值。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这部分的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大概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左右。企业办社会占用和消耗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人、财、物都是在企业本身负债经营,支付税、息的前提下付出的,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并使这部分投资丧失了效益创造功能。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通过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来获得更大的效益,而这部分投资无周转特性,无疑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果,也加剧了企业流动资金的紧张状况,影响了企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企业办社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得益于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因为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将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亚当.斯密,1776)。因此,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经济活动的专业化、社会化。而我国国有企业自己大包大揽的结果是使自己形成了一种"大而全"、"小而"的格局,这就不可能享受到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的好处。因此,企业办社会是为职工谋福利、行方便,而实际上由于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造成这些社会公益和福利项目并没有使职工真正得到好处。主要表现在公益设施利用率低下,强调小而全的结果又造成全而不专,服务质量低下,使职工对这些公益项目失去了兴趣。如医院和学校,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有限性,使医院和学校的设施经常处于相对闲置状态;另一方面企业学校的师资力量、医院的医疗水平等与外部社会专业学校和医院相比,又存在差距,造成相当部分职工舍近求远,不愿光临。这样,企业在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兴办起的公益事业就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3、企业办社会影响了企业的科学决策和管理。企业的厂长经理,不仅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负责,而且还要对企业职工及家属的生活负责,结果造成厂长经理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被花费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之外。什么会议都要参加,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处理,其结果势必要影响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水平。 



  4、企业办社会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一切社会及生活问题被企业包起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分配中的大锅饭,无论贡献大小,同等享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企业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同时,对从事这些社会性职业的职工,由于一切由企业承担,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提高业务技能和工作质量,对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生活造成无形的损失。 



  5、造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科尔内最初指出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及其后果。林毅夫等人完成了我国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实分析(林毅夫等,1995,1997)。他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过渡的资金积累、部分产业的价格扭曲、社会负担等。这些政策性负担或增加或减少国有企业的利润。因此,由于企业拥有更充分的信息,企业总可以把经营管理不善、超分配和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损失都掩盖在政策性负担这个理由下"从企业的角度讲,政策性限制的存在,为其提供有力的借口寻求软预算约束的继续存在。一方面要求国家出台一些抑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从而减少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寻求政府的亏损补贴"。[3]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这就造成了国家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国家无法监督和控制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国家从而也就没有充分的信息来监督和评估国有企业。所以,国家对国有企业总是负有无限责任,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在预算软约束下,国家无从确定国有企业的亏损、低效是否是由经营者的偷懒、决策失误等行为造成的。因此,国家无以监督国企经营者的行为和结果、从而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亏损。 



  三、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的剥离 



  深圳市政府根据性质把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国家行政职能,如法院、公安的等执行的;二是各种后勤生活服务职能,像食堂、浴池、幼儿园等所发挥得;三是各类教育职能,包括高等院校和中小学,职、技校等所发挥得教育职能;四是各类医疗卫生职能,如医院、疗养院、诊所等所承担的。我们认为这么划分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负担是比较合理的,这有利于我们分类有区别性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当然,刚才所列举并没有包括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乱收费、乱摊派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所以,应该说,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负担主要上述五类。 



  我们要分离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要分离上述这五种类型。如何保证分离的成功?由于"费改税"的实施和国家财税部门对有关对过多过滥的收费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工作的加强,企业承担的乱收费和摊派费用已大有改观。所以,国有企业承担的这部分负担,我们不重点分析。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内部建立和承担的上述四类负担。 



  (一)分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要把这部分社会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出来,也就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部门来承接这部分社会职能。我们认为,在增加政府的接受能力方面:一是要增加政府的收入水平,我们要继续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调整税收结构,以实现财政收入总水平的提高。二是,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我们政府如何提高对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的接受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我国目前的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项目所占比重偏高,而相应地社会文教费所占比重偏低。在美国,社会支出项目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人力资源费中,主要包括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就业与社会服务、卫生、老年医疗保险、收入保险、社会保障、老战士补贴与服务。这些支出1950年为142.21亿美元,到1994年已经增加到8694.19亿美元,增加了60余倍。这类支出占联邦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33.4%增加到1994年的59.5%,2000年达到64.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5.4%增加到1994年的13.1%,2000年为13.3%。据预测,到21世纪初,美国财政中的社会支出部分将占政府全部拨款的近2/3。[4] 



  (二)具体的分类分离方案。虽然我们总体上明确了国有企业社会职能分离工作的重点,但是由于各类社会职能性质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区别对待,分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各类型的社会职能的分离具体操作分析如下: 



  1、对行政职能的分离。由于这一部分性质比较突出,它是本应该由政府部门承担,国有企业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该类职能。所以,从理论上说,没有什么可以商量和探讨的。那就是:对这部分职能,政府应无条件的接受,别无他途可寻。 



  2、对后勤服务部门的分离。后勤服务机构包括企业自办的托儿所、幼儿园、招待所、车队、食堂、浴池等。这部分不是企业直接的生产部门,但是这部分基本属于经营性的,也提供商品和服务。因此,对这一部分的职能可以按照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原则来分离。也就是,我们可以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完成这部分职能的提供,把原来由"无偿"、或"低价"提供变为"有偿提供",然后逐步实现后勤部门与母体公司的分离,实现后勤服务的社会化,最终完成对该部分职能的分离。这部分分离虽不是说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由于起步较早,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困难不是很大。按照目前的一般做法就可以逐步完成。目前做法基本可分以下几步走。第一步,在企业内部实行初步分离,组成企业内部独立核算的服务性经济组织,主要以补偿性的优惠价为本企业及其职工服务,也可以盈利性的市场价为社会提供眼务。在这一阶段,企业可以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以支持,"扶上马,送一程";第二步,企业给服务性经济组织较为完整的经营自主权。服务性经济组织的服务对象从以本企业为主转向为本企业为社会并重,企业一般不干预其经济活动。服务性组织继续在企业内部实行承包,在包服务质量的同时,还要包上缴给企业的盈利;第三步,服务性经济组织组成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办成"大企业"中的第三产业性"小企业"。"大企业"是"小企业"的资产所有者,而"小企业"完全自主经营,它们之间是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第四步,随着这些"小企业"实力的增强,可以走股份制改造的路子。"大企业"可以将原来投入的固定资产和资金作为股份,同时吸收社会资金,形成资本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在新的体制下以新的机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有关的服务。至此,这些股份制企业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企业办社会"了。 



  3、对企业承办的各类学校的分离。目前对企业承办的各类学校的分离的基本做法的原则也都有了。例如按照国家经贸委在2002年5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明了该类职能的分离方案。按照该文件,企业管理中小学校的职能移交给当地政府,学校经费可采取企业与财政共同分担、逐年过渡的办法解决。以企业在分离前所负担的办学经费作为基数,地方企业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协商确定经费负担比例,在三至五年的过渡期内,企业负担的经费比例逐年递减,过渡期后由地方财政全额承担。另外,分离企业自办普通中小学,除政府接收外,还可通过办学体制的改革试验探索多种模式的分离办法。这类学校应允许其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政府有关部门应予以支持。 



  我们认为,分离国有企业承办的各类学校应分类解决。下表我们具体列举了国有企业承办的学校类型及其支出费用。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承办的学校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但是,各类学校的性质是不同。因此,我们也应分类解决。首先,中小学校属于国家基础教育部分,特别是小学和初中属于国家义务教育性质。因此,国家必须接收这类性质的学校,而想寄托办校体制的转变来实现分离是不太现实的,民间资本不会愿意投资的。其次,高等教育,这部分不再是义务教育了,鉴于我国的国情,这部分的管理和投资主体还应是国家。因此,我们认为企业承办的高等教育还是应由国家来接收。再次,余下的学校中包括职业学校、技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及幼儿园等。我们认为这部分可以由企业自己继续承担或实行民办或撤销。由于企业发展本身也需要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因此,再分离国有企业办的学校时,对职业学校、技校、中等专业学校可以继续留在原企业,幼儿园等则完全应放开,实行市场化经营。这对政府和企业都将有好处。企业整合现有的学校资源基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建立自己的员工培训基地。而政府来说,不接收这类学校的话,将减少29.92亿元支出。这将较少政府的负担,这对目前财政资金紧张的状况尤其有好处。 



  4、对医院等卫生机构的分离。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国有企业建立了庞大的卫生医疗机构(见下表)。这些庞大的医疗机构占用了企业大量的资金,并且效用较低,因此,企业所办的医院等卫生机构已确实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还他们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必须尽快剥离这部分医疗职能。 



  如何剥离国有企业的庞大的医疗机构?我们认为,先调整,后分离。首先对企业所办的医院审核并在规模上进行并、改、撤等工作调整现有资源的存量。其次,在这基础上,逐步分离国有企业承办的医疗机构。 



  1、调整。下表列举了我国国有企业及其他部门所办的医疗机构的病床使用率及诊疗人数。从表中数据我们看到,我国企业所办的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只有53.2%,而比同类医院平均水平低了七个百分点,比同类的卫生部门要低近十个百分点。而从诊疗人次数来看,在1998年,企业及其他部门所办的医疗机构只有3.60亿次,只占全国的16.94%;入院人数为622万人,只占全国同期4995万人中的12.45%。而我们刚才从上表已经反映过,1998年我们企业办的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占全国的23.60%。可见,企业所办的医疗机构的资源利用地下,效用低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要剥离国有企业的医疗机构的负担,我们首先应对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调整,而不应该盲目追求便利而出现资源低效和浪费现象。凡不符合当地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的企业自办医院,可以停办或撤院改建成为企业内设卫生所(卫生室、医务室)、门诊部。而经过调整之后,我们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证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同时,我们将部分地缩小企业办的医院的规模,从而减少了经费开支。 

  2、分离。经过调整后,我们就需对现有的医疗机构进行逐步分离。分离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确定:一是是否要从企业分离?二是如何分离?我们认为,经过调整后,那些成为卫生室和医务室的医疗机构可以继续留在内部,因为有些企业为应付意外事件确实需要有一个能作应急处理的卫生室,并且卫生室和医务室的规模比较小,也不会给企业带来什么大的负担。而规模比较大的,达到国家或当地的卫生管理要求的医院则应逐步分离,以便减轻企业的负担。对这部分的医疗机构在分离的时候可由企业与当地政府协商移交,将医院的资产、人员成建制移交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统一管理。除此之外,因为医院具有经营性的特性,所以,在分离的时候我们应积极尝试医院的产业化和民营化。因为,当然,一些远离城镇的企业办的医疗机构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化经营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对这一类医院应逐步取消福利性和无偿性的做法,转向有偿服务和商业化经营,逐步实现独立核算。 



    主題(3):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从辽宁试点工作的经验想到的

    报告人:王国兵 齐树天 

  主持人:王国兵 



  一、引 言 



  国有企业改革,因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与支柱地位,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日益深入,社会诸层次中的各种相关矛盾也渐渐凸显出来,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冗员与大量人员失业的矛盾。应该说,要想在国有企业内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并使之真正有效率,解决现有的冗员问题将必不可少,而大量下岗职工的出现又令我们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于是,重建一个新型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保体系的改革已如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2000年12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确定辽宁为全国唯一的、由国务院直接指导的试点省。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辽宁作为国家的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任务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多(几乎相当于全国同口径下岗人员的1/5),离退休人员比例高,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配套工程,这里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必然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辽宁省的社保试点工作也必然将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试点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及经验,也势必将在全国其他地区的社保改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示范与带动效应。 



  而今,作为全国唯一的社会保障改革试点省份,辽宁省的社保试点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究竟这一改革的具体情况如何,改革过程中我们都遇到了那些困难,出现了哪些问题,以及这些试点经验所带给我们启示又是什么。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总结辽宁社保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定性与定量的分析,针对目前辽宁试点改革中所凸现的一些困难,提出我们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二、辽宁省社会保障试点改革的核心措施及其普遍意义 



  本节里,我们将在大量相关报道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辽宁的社保试点改革的核心措施进行简单的总结。并针对于这一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以及辽宁社保改革模式在全国推广的可行性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将辽宁省的改革经验简单总结为以下几个部分: 



  1、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与失业保险并轨。 

  2001年起,不再建立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新的减员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已进中心未出中心的或虽出中心但未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在给予经济补偿后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全省平均的补偿标准是每人8000元左右,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离岗职工依法享受失业保险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2、企业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由5%提高到8%,个人帐户规模从11%调整为8%。截止至2001年至11月已有422万人开始做实个人帐户,1.8万新退休人员按新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 



  3、计算机网络建设,推动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在社会化管理中,计算机网络发挥重要作用。辽宁省财政筹集并投入5500万元,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计算机网络软件招标和开发工作,硬件招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预计全省年底可基本建成社会保障计算机网络系统。

 

  4、不断扩大"低保"覆盖范围。 

  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县政府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确定,既保证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又要有利于鼓励就业和劳动自救。同时,对于企业改组、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困难人群,特别是中央、省属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在职职工、下岗职工、退休人员,以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过程中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按规定计算其应得待遇后,家庭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补足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享“低保"的人员在就学、就医等其他社会支出时还享受一定的优惠待遇。 



  5、加速建立城镇医疗保险制度。 

到2001年底全省启动辽宁要求各市尽快启动实施新的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实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妥善解决基本医疗最高支付限额(社会平均年工资4倍)以上的医疗费用,积极探索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并按国务院的要求,尽快理顺管理体制,将城镇各类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的管理职能统一划归劳动保障部门。 



  6、社保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成本分担 

  在辽宁省的社保改革过程中,这里的转轨成本主要是指"三条保障线"的资金缺口问题。这其中"三条保障线"具体包括:一是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二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并代他们缴纳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三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详细阅读辽宁省社保改革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虽然中央一致提倡建立"多元”的社保资金筹集渠道,但在整个的改革过程中,转轨成本仍主要是由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共同承担的。在这里,政府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仍然扮演了社保体系的主要出资人的角色。 



    基于以上的概括性总结,我们认为:总体上讲,辽宁省的试点经验(主要是以上的五个方面)在全国的其他省(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应该看到,辽宁的社保模式中仍然存在问题。同时,要将这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也必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关于辽宁试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员提前退休的现象。 



  在辽宁试点过程中,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提前退休人员大幅度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逆差矛盾愈发突出。" 可以想见,这批尚未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在退休后仍然还可以继续工作,但却未必还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笔者以为,这种社保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搭便车"行为,其背后所隐含的矛盾主要由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相对于我们社保改革的迅速推进,相关的一些配套制度安排还较为落后。目前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实名制程度显然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退休人员的大量增加,从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表明在新的条件下,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大幅度提高,原有的职工退休制度安排仍然有待改进。 



  2、关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途径问题。 

  这方面,在试点改革过程中,辽宁省的相关措施主要是"社会帮扶、鼓励劳动自救"等办法。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办法在对单一的省份(地区)的集中改革中或许会取得成功,但当我国全面实行社保改革之时,这显然并非一个有效的途径。我们认为,应鼓励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广大中小企业进行发展,通过新增的实质经济单位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提供重要途径。 



  3、国家与企业对于职工养老保险的分担问题--关于国有企业养老保险体系的单层次化现象。 

  根据辽宁省的试点经验,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是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建立起来的单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这种方式虽然满足了改革过程中的迅速性与稳定性要求,但它却必然给国家与各级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这种措施也不利于调动国有企业正视并解决其自身问题的积极性。相反,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国有企业负责人会通过"多报、虚报企业冗员数量"、"促使企业职工提前退休"等办法套取国家的优惠政策,借以变相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掩盖企业所存在的经营结构以及经营管理等其他问题--这类的现象与情况,在辽宁省的试点改革过程中已经出现,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4、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及筹集问题。 

  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一项系统工程,相关体制的建立需要大笔资金,而且问题已经摆在了桌面上。改革过程中,原有的体系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方面的积存债务:一是已退休职工(即"老人")的养老金来源问题;二是改革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即"中人")个人账户中积欠的"空账"的填充问题。同时,从辽宁省试点的实际实施情况看,"并轨"与"低保"这两个缺口(即所谓的"三条保障线"缺口问题)要比原来所预计的大的多--从长期角度来看,它们势必成为日后在我国全面推行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障碍。而从辽宁省的改革过程来看,在由政府主导的改革中,作为责任主体,由各级政府承担转轨成本似乎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理论上的资金来源不外乎政府目前和今后的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变现两个途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恐怕这些常规途径均无法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据世界银行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1994年我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为当年GDP的46-49%左右(换算为绝对值是21509-22912亿元人民币)。由国家体改部门与国外保险机构联合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估测,近年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累积规模按相关因素的中值为计算依据,也要高达3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另外,近年来,因体制变革而导致的失业明显增加,初步估计,按照目前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和社会新增失业人口计算,需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口约为3000万人。如按照每人年均3600元和平均每人一年失业期计算,一年需救济金1080亿元,而1997年筹集的失业保险金仅为49亿元左右,不到所需费用的5%。而且,这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费用也是庞大的。 而另据我国有关部门的预计,转轨后最初的年支付规模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 。同时,美国一家投资公司最近发布的一则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的3-5年内,大约有4000万人会发生工作变动或下岗。国有企业中的6000万人,有2000万将面临失业。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杨宜勇博士说:"美国的这种估计十分客观,最近计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国有企业中扣除下岗的职工,还有30%-50%的富余人员。" 

   

  通过具体计算,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全面推行社保改革后我国的年度资金缺口总额为1030亿 --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缺口底线,并且这也将是辽宁社保改革模式在全国推开的成本底线。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一方面,如此大的资本支出,单纯依靠财政恐怕会令其不堪重负,无论是增发国债,还是扩大税费征缴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虽然通过减持国有资产的办法来填补这个资金缺口在理论上显得合情合理,但由于受到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及其规范性的限制,一方面它立刻筹集到预计数量的资金的能力让人怀疑;同时,这笔资金到位时间及其到位率将会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企业的具体运作情况而参差不齐,而这种不一致性与当前情况下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整体性和统一性要求是矛盾的。 三、完善我国社保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1. 关于继续解决好"个人账户作实"问题的讨论 。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个人账户实名制"的问题。在辽宁试点过程中,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提前退休人员大幅度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逆差矛盾愈发突出。" 如何解决社保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搭便车"行为,我们认为,首要的工作就是要使养老保险实现实名制,做到一一对应。对此笔者以为,由于我国已经在银行系统实行了存款实名制改革,所以现在所要做的应该是对现有体制的强化与完善。这样做的其他好处在于:第一,实名制应是配合个人账户作实的政策而出台的;第二,实名制的实行将会有利于实现企业中有效的激励机制;第三,实名制可以有效地防止社会保障体系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应加快实名制的改革,主要工作应包括:加快各地区及各个银行体系间的网络化链接,以尽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共享;同时要加强存款持有人对资金的管理权和监督权。

 

  2.重新设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退休年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我国养老保险的受益条件与其他各国相应条件的比较资料如下表: 



  表1:我国公共养老保险受益条件与有关国家的比较 

中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退休年龄 男工人、职员60周岁;女职员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 65岁(2000-2027年间)-67岁自愿 60周岁-65周岁自愿 63周岁 男65周岁;女60周岁。 



缴费年限 改革前参加工作的满10年;改革后参加工作的满15年。 缴费40个季度 缴费150个季度(37.5年)2003年改为160个季度 即40年 缴纳保险费35年 缴费纪录大全部工龄的9/10(男49年;女44年) 



发放方法 无 62-64岁退休减少养老金65-69岁退休的增加养老金 不足者按1/150递减,2003年后按1/160递减 可以按年金的2/3、1/2和1/3选择部分退休金。 低于缴费年限的按比例减少其养老金的发放 



  从表1的比较之中可以看出,我国养老保险的受益条件与德、法、英、美相比是最宽的,即:年龄条件最低,最低缴费年限最短。50年代初,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40岁和42.3岁,而到2000年这两个指标分别增长到的岁和72.4岁。据1990年的生命表,男性60岁时预期生命余岁数为15.69,女性在55岁时生命余岁数更是高达22.90 。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适当的,但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到70岁左右的今天,这一规定就显得偏低了。而这样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享受养老保险的人数迅速增加,享受养老保险的时间加长,社会养老保险的负担加重;同时,它不利于建立自觉劳动的激励机制,容易形成类似于德国等地区出现的"福利病",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亦将无从谈起。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将退休年龄规定为男65岁,女60岁。但由于现在所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大等问题,这一制度的推行可以考虑分步骤分类进行。首先,对于已达到新的退休年龄的人员,应按照规定按期发放其养老金;而对于还未达到这一年龄的已退人员,应按比例削减其养老金(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统筹部分);对于仍在工作的"中人" (即改革前已参加工作的)应与新人一起并人新的制度体系中来,接受新的退休年龄规定。 



  3.支持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众多国有企业正因各种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痛苦挣扎的时候,民营经济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当前情况下,"中人"的再就业问题以及如何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问题成为我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中央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广大中小企业,具体讲就是:承认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对非国有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做对解决社保问题的好处有二:第一它可以广开就业门路,缓解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为下岗职工以及“中心”人员的再就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日后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税基和企业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费基。这些都必然会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4."企业年金"制度应成为我国社保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 

  "企业年金"是指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由企业及其职工依据经济状况自主建立的一项养老保险制度,它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我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200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决定:将原来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采用个人账户式管理,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企业年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将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政府的改革成本,进而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在社保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2002年8月23日)"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和管理规范"研究成果报告会上指出,目前只有5%左右的企业建立了年金--这与我们的现实需要相比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诚然,作为新生事物,企业年金在中国的广泛建立还会遇到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国外的社保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正如建立"三支柱"的养老模式一样,是大势所趋,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面临的一门必修课。而在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然还没有全面展开,在这之前,当务之急就是应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出台相关的法律与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令我们的后续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并且它也将有利于制度建立上的统一性与一致性。 



  5.多元化中突出重点的社保改革融资渠道。 

  通过第二节中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到,在社保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过程中,我们将面临到的资金缺口是巨大的,而继续实行以国家及地方财政作为资金来源的办法亦必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应通过多渠道融资的方式来缓解现有的财政压力,筹资渠道将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的售股变现收入;中小企业拍卖、租赁的所得收入;国有土地及房产的出售、租赁所得收入;新增税收和扩大社会保障费的征缴覆盖面及征缴力度的收入(可以考虑加征社会福利税);政府发行专项债券(一般应为长期债券)的收入;增发货币收入等等。 



    此外,与前面所提及的多元化融资方式相比,我们希望重点强调将适度的增发货币作为解决社保资金缺口的一种可行方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第四节进一步详细论述。 



  6.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法制化进程。 

  我国社会保障起步晚,当然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相关法律文件。1990年有关部门曾经起草过《社会保险法》且有过两稿,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对此我们认为,尽善尽美的法律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现实中的法律文件是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得以不断的充实与完善的。也正因如此,我们设想是否可以将它进行分解,一个一个的项目分步骤进行立法。现阶段,鉴于辽宁省的试点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所以我们建议在充分总结辽宁及其他省份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出台一个系统规范的《社会保障法》。查阅世界各国的社保历史,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几乎都是先立法。以法律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我国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往往是一切先试点,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律。现在看来,这样做是有很多弊病的,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各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试点经验也必然不同,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往往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规章、政策与法律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们的灵活性与易变性,而这又导致了其约束力度上的软化,这种令而不行,禁而不止的现象在我们的印象中并不少见。它们势必反过来使整个试点工作缺乏效率。 



  四、适度增发货币来解决社保资金缺口的可行性分析 



  本节,我们将采用最小二乘联立估计的方法,研究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及通货膨胀(各期的零售物价指数RPI)与各层次货币供给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此以期对当前情况下适度增发货币的可行性加以讨论。 



  1、关于样本数据 

本文所选样本为1994-2002年第二季度间的季度统计数据,全部数据资料依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0-2002)、《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2002)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详见附表3-5)。 



  2、 关于方程估计的结果及对它的简单分析 

  我们看到,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M0、M1、M2)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而且它们作用的时滞也各不相同。其中,M2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比M0和M1的大一些,并且它的影响时滞最短,基本上是即期相关的;而M1则在3-4个季度内均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M0的影响时滞最长,约滞后4个季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与通货膨胀相关的几个变量。由方程(2)可知,M1与M2均在滞后一个季度的情况下对零售物价指数存在正向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程度之间有即期的正相关关系;而两个特别的解释变量IL和PCU(分别代表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水平和设备能力利用水平) ,它们也分别在不同的时滞及方向上对通货膨胀程度产生着影响。 



  IL与即期的零售物价指数(RPI)之间有较强的负向相关关系,表明工业企业库存水平对通货膨胀压力具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因通货膨胀往往是由于商品的供不应求而引发的,而当期的工业品库存必然会对这一供求情况有所体现,同时它也将对现实存在的商品供需缺口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PCU与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滞上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在滞后2个季度的情况下,工业企业设备能力利用水平(PCU)与零售物指之间是负向相关的关系;而当时滞拉长到4个季度的时候,它对通货膨胀程度的影响又将是正向的,即加剧了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作为工业企业设备能力利用水平的评价指标,PCU的背后主要隐含了两种涵义。首先,从设备的利用比例的角度它代表了企业的现时生产能力,并进一步说明了企业的商品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产出能力,及企业的潜在生产力水平。这也就为方程中PCU变量在不同时滞(分别为2个季度与4个季度)的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的作用趋向不同给出了解释。 



  3、对于现阶段适度增发货币的可行性的讨论 

  (1)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情况来看,即使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辽宁省的试点工作中仍然暴露出较大的资金缺口问题。其中,关键?"并轨"过程中对"老人"的退休金支付问题、"中人"的个人账户作实问题以及社会"低保"的资金缺口问题等等。可以想见,当日后社保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之时,我们中央的优惠政策是有限的,因此中央财政的资金支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作为责任主体,社保改革的这部分成本又只能由财政来承担,所以我们以为,当前情况下通过发行适当数量的货币,形成养老保险的过渡基金,主要用于作实个人账户和弥补社保改革中出现的临时缺口,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2)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情况使增发货币成为可能。 

首先,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经济情况是由内需不足而引致的通货紧缩,并且应该看到,长期的内需不足已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预期,并且这种预期在短期内很难被打破,这也使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微乎其微。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实施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可行的,它不仅不会带来过渡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将对缓解我国德内需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次,由于长时间的内需不足,目前我国国内的企业产品库存严重积压、设备闲置、生产能力过剩、就业压力巨大。这虽然不利于实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但从另一个方面,它却又为我国适度增发货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各大的空间。正如前面的估计方程中所看到的,无论是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水平IL,还是设备能力利用水平PCU,它们对于通胀压力均具有较强的弱化作用。而鉴于我国目前存在的工业产成品库存较高、企业生产资源大量闲置、潜在生产能力巨大的状况,适度的超量发行货币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将不会导致过大的通胀压力。 



   并且,应该看到,我们的新增货币主要是形成社会保险基金,而当它们被发放到职工手中后,其绝大多数将会形成即其消费而进入流通(主要是购买一些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这所带来的基本消费品供求缺口将使大量的库存再次投入市场,闲置设备和失业劳动力也将被组织起来重新形成生产力,它们的合力会迅速的弥补缺口,从而将不会对物价造成长时间的上涨压力;同时,由于我们的新增货币所引起的主要是对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因此在这里它也就不会导致所谓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不仅如此,现阶段实行这一政策无疑将拉动消费、促进生产、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最终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此,笔者认为,适度的增发货币的政策必将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改革措施。 



  (3)现实的社会保障改革形势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选择增发货币政策的必然性。 



    应该说,加入WTO在客观上加速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如何在仍有保护的五年内迅速完成对国有企业的系统改革,真正建立起我国国有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业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要想盘活国有企业并使之重新焕发活力,顺利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多年的冗员问题--即减员增效--是必不可少的。而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裁员的过程中分流人员解除劳动合约的补偿金由何而来--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结合辽宁社保改革的经验,我们认为,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并轨"、"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约"过程中补偿金缺口问题,以及"低保"(即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在发放过程中的资金缺口问题。由于离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只有四年的时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适度增发货币势将成为我们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金的主要手段。 



    讨论



  王刚:针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只能是由低效率导致的"这句话,回头看,为什么会发生低效率,因为预算软约束,所以才有低效率。我认为,这两个之间的逻辑是含糊的。因为预算软约束而导致了低效率不能被淘汰,所以导致了低效率的存在。也就是说由于预算软约束,而导致了低效率。而不是由于低效率和预算软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不能并列存在。廉价的筹资成本与预算软约束之间也还是有个因果关系。 





  王国兵:我的思路实际上是两个:第一个是国有企业低效率造成了有债难还,第二个是为什么亏损企业还能继续获得新债,如果没有第二个思路,国有企业不会出现长期的负债的情况。第二个思路主要是回答亏损企业为什么还能获得资本金的问题。 





  王刚:关于债务选择,既然要强调文章的核心论点,从递进角度看,就要强调低效率,但事实上从你的债务重组改变的措施来看,全都是在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换句话说,你承认预算软约束是低效率的原因。 





  张万成:预算软约束是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低效率。 





  王国兵:应该说国有企业低效率只是拿来的一个结果,不是现象解决现象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造成高负债。 





  王刚:低效是国有企业的状况的结果。问题在于产权治理结构中的所有者缺位等等方面,而这些方面首先表现为预算软约束,然后再呈现为低效率。 





  王国兵:说国有企业低效是国企运行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导致国有企业负债的原因,这两个是这样一种联系。 





  张万成:我觉得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它的效率也不会只有这么高。 





  王刚:国有企业是由债务过高导致的亏损还是有亏损导致的债务过高,这两种说法之间有个逻辑关系。 





  王国兵:我的思路是:低效率--亏损--借债--继续亏损,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刘远航:你所指出的这种逻辑循环还没有一个起点,还停留在较浅层的推断上。我觉得企业改革是这么一个问题。到80年代末期,我们就已经拨改贷了,但效率不好,没有资金怎么办?但实际上拨改贷了之后,约束并没有增加。 







就齐树天主题发言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讨论: 



  王国兵:如果社会保障完善了,则医院转不转为民办的就不重要了。 





  刘远航:企业的负担应分离出来,企业制度改革,后勤服务应产业化。 





  张万成:现在最需要剥离的是不好的企业。 





  刘远航:税收征管问题,加大税收征管、改革税收结构,税收结构已经很完善了,关键是税收的征管难度很大。 





  王国兵:税收的社会负担问题到目前为止,理论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就是一个操作问题,实践难度太大。 

  



  王刚:中国经济增长8%,再抛去坏帐那一部分,实际我们投入到流通中的货币不但没多少,而且是在减少的。 





  张万成:增发货币能做也不能说出来,如果大家都形成了这种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加大。 





  王国兵:增发货币不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是解决手段及没钱问题。 





李冰:增发的货币一旦进入了就无法退出来了,把钱发给职工马上物价就会上涨,则原来发的钱就会显得不充足,还得多增发,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大家不可能感觉不到痛苦改革就会完成。 





  齐树天:我们应该知道改革本身过程中说明的是我们以前做错了,而不是我们做对了。 





  刘远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现在增发货币最后产生通货膨胀,实际还是从老百姓手里掏钱。 





  李冰:即使由老百姓掏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发下去了,只能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不是发一次就完了,而是每年都要发。 





  张万成:其实就是用全民的通货膨胀来弥补最缺钱的那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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