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析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目的在于从存在差别的多种分配关系中，探讨哪个方面的收入差距是我国当前财富高度悬殊和分配严重不公的主要表现，寻找出它们的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对实际资料的分析和比较。国外媒体和国内有些人强调，行业垄断是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和根本原因，提出要废除国家垄断以实现分配公平。笔者在《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的《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一文中引证的大量统计资料表明，那种把行业垄断当成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的说法是对现实情况的歪曲，而私营企业主收入与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惊人差距才是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因此，其原因只能从所有制的变革和工作失误去说明，即在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引导和监管不力，造成资本过度剥削、资本积累过快，而导致劳动大众相对贫困。

提出私营企业主和其他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就私营企业主等人员在建设中的作用而言的，指的是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有积极的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但这并不是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同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定性。只有从这些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笼统的“建设者”身份出发，才能发现社会的矛盾、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趋势。

党的八大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段话是在1956年提出的，所根据的社会条件经过半个多世纪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内的私有制基本上被消灭，产生剥削的阶级根源已经被铲除，公有制占社会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代替利润的追逐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生产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自然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然而当前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在我国重新发展起来，并且形成比社会主义改造前还要强大百倍的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和剥削已经在数量上占社会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存在，许多地方剥削和压迫十分严重，甚至骇人听闻。第二，我国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厂”，全国GDP增长了38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不但“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许多生活用品甚至已经从短缺变成过剩，因广大劳动群众购买力低下而引起的“内需不足”成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这种新的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与过去的、近乎单一公有制以及经济极其低下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些新的矛盾出现并日趋尖锐化，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一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扩展，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重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的迅速发展的矛盾，而且愈来愈显著地暴露。另一方面，由于公有制在社会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表现为劳动人民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发展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作用范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上述两类社会矛盾是分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大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各有其涵盖的领域，但它们又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社会，彼此互相影响，对整个社会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处在社会制度的变革时期，不同的所有制时长时消，有进有退，由它们决定的不同矛盾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围也会发生变化。

应当正确认识分配制度改革以及企业及行业间的报酬差距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国有经济在实行按劳分配方式时出现过平均主义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工资差别过小，而且等级和水平由国家统一规定和调整，与劳动表现缺少关联；二是企业盈利全部上缴，亏损全部由国家补贴，企业没有独立的局部利益，工资总额和职工福利与企业效益无关。这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貌似公平，实则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基本要求，导致劳动付出和企业劳动成果与收入分配相脱节，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企业也失去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和活力。因此，废除过去那种按国家统一标准规定不同企业和行业劳动报酬的制度，允许企业和行业间的劳动报酬保持一定差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分配制度的积极成果。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别，很大程度上是与劳动力素质、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相关的，并没有破坏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一些非垄断行业，如证券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其平均工资水平比国家垄断行业还要高，但也是南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的。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有些企业得到较高的收益并不全部是企业和职工自身努力的结果，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企业占有国家赋予较多和较先进生产设备或者较丰富资源而产生的。对于这部分收入，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渠道，按照合理核算，做出必要的扣除并缴纳国家。但这类行业为数不多，而且都有其存在的具体原因，不能将它们等同于其他的国家垄断行业，以偏概全，利用它们的问题去反对国家对一些重要行业的必要的垄断。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工资差别过高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这是私营企业工资水平普遍低下的反照，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并存的分配方式的差别。2009年全国私营企业平均工资只是国企平均工资的52%。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新增价值的很大部分被私营企业主占有，致使私营企业的工资长期处于极度低下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分配不公。所以，不能只主张取消国家垄断或者压低其工资水平而对私营企业的低下工资吝置一言，只有从这两方面都给力，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目标的正确途径。

我国私人资本以超过世界历史的速度迅猛膨胀，而其雇佣的劳动者收入却长期处于低下水平，私营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和城乡差距，成为我国最突出的分配不公的表现。因此，我们应该从所有制分析去寻找这种严重分配不公的根源，从私人资本的高速积累和过度剥削去揭露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有人想利用公众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反对和排斥国家对一些重要部门的垄断经营。既要公有经济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又要它放弃自然垄断领域，把一切有利可图的部门都让给私有经济，这是违背党中央指明的改革道路、破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可能使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的错误主张。

本来，社会主义的“国”和“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作为政权的“国”（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政治、经济和人身权利的坚强保障；作为所有制的“国”（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属于全体人民、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不存在“国”和“民”互相对立、互为消长的关系。但是，自从有些人为了淡化、掩盖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实质，将其改称为“民营经济”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差别就被抹杀了，“民”就糊里糊涂地归私有经济专用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关系便被篡改成“国”与“民”，甚至是“官”与“民”的关系。国内外一些人便假借“民”的招牌，冒充“人民利益”去误导舆论和群众，硬要挤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这就是“国退民进”口号的实质。近年来，部分国有经济顶住私有化浪潮的冲击，经过改革和调整逐步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增长做出了更大贡献，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显露其活力。而一些人不但不为国家和人民庆幸，反而痛呼“国进民退”是对民众利益的侵占和改革的倒退，挑拨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并声称它会影响国际上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向党和政府施压。这是企图把冷却多时的“国退民进”口号重新打扮成“公认”的原则，使其合法化、程式化，成为判别改革是非进退的标准。目的也不外乎要排挤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指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以前，由于对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倾心，我国把市场化和货币化作为住房改革的方向，并把“属于竞争性领域”的房地产业都让给境内外的私有企业经营。二十多年过去，实践的结果是，一方面培育了一大群中国最牛的富豪，使房地产行业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另一方面是住房价格急剧地成倍攀升，政府多次出台严厉政策力图缓解涨风均未奏效，大量劳动者拼搏终生无法求得一蜗居，“住房难”为当今一大社会问题。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表明，国有企业将房地产业让给私有企业，非但没有改善人民住房的条件，以房敛财还成为我国分配不公的重要根源之一。在政府行政命令和市场机制都失灵的情况下，让趋利性较弱、社会责任感较强、执行国家政策较自觉的国有企业参与房地产开发，对抑制房价猛涨趋势，贯彻落实国家的住房政策，增加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廉租房的供应等都有很大好处。从市场公平原则的角度看，房地产业既然是竞争性行业，为什么只能成为资本家独享“甜头”的禁脔，而得利归全民所有的公有经济却不得分享杯羹？与此类似，2010年以来屡控不止的物价猛涨也启发人们，不能无限制地把商贸服务等行业全部让给私有经济。

经过改革和调整，大批国有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特别是技术实力远远超过私营企业。这对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强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都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反之，如果只认定“国退民进”是唯一道路，沿着它走下去，一味鼓吹、逼迫国有经济持续退出，让私有经济既得陇又收蜀，片面地无限制地进军，“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会沦为空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就将成为支配和主导我国经济的力量，社会矛盾就会转化，发展生产的目的就不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对最大利润的追逐，财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就会愈演愈烈，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