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题目是“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首先讲讲背景。我们知道，国企在非竞争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大部分成长迅速，经济效益良好，通常是锅满盆盈。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垄断+高价。但是仍有部分企业，特别是一些省属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其效益通常是不好的，有的被认为是僵尸企业，接受着国家的大量补贴等。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美国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大量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国内有一些所谓“国进民退”的压力和令人吃惊的“私营经济撤离”等奇谈怪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但如何管资本呢？这些都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些背景。    

我的这篇文章的目标就是想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国有企业如何适应竞争型的市场经济？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我谈第一个问题，就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竞争？我个人觉得这一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尽管我们说很多竞争型国有企业是失败的，但是也有成功的，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沈阳机床集团。    

如果考察一下沈阳机床集团的成功，有几个因素非常明确。第一个就是领导干部是长期不换的，董事长至少已经有十年了，06年有一位中央领导直接对他说，小关你小子跑不了，你必须开发数控系统，结果一开发就是十多年，而且他清楚地认识到引进技术之路走不通，必须要靠自主研发，持续大手笔投入，砸了11个亿，有十多年长期的耐心等待。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一个适合竞争型市场经济的企业，必须是追求长远利益的。现实中，既有无数的民营企业倒闭，也有竞争领域内的国有企业健康成长，这意味着所有制与是否适合市场经济很可能无关。我听说上海有很多国有企业就做得非常好。    

一个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主要是由企业的行为所决定的，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们通常假定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为利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是适合市场经济的？然而，利润有长期和短期之分，这两种不同的利润，绝非可以互补，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例如为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人们就有可能不进行研发等等。而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企业，其行为目标一定不是追求短期利润，而必须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    

问题是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干部任命制度造成了国有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目前我国的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基本上可以说是政企不分，一会儿当县长，一会儿当厂长，一会儿当总裁，一会儿当市长。这样一种选拔制度尽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和干部，然而是以损害企业利益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所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仕途，比如说一个周期是6年，我6年以后就走，所以这6年之内能不搞研发就不搞研发，能减少支出就减少支出，所以追求短期利益就自然而然成了经济活动的目标。而像沈阳机床集团一样连续10年的等待，投入11个亿的研发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我认为一种可能的改革方法是按现代企业制度治理原则，执行政企分开。首先，董事会成员按出资比例由出资方委派，于是，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毫无疑问是由政府部门的出资方委派。企业总裁等高管执行市场化招聘，招聘后不再进入国家干部体系。高管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制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公司章程等。董事会负责聘用和解雇企业高管，审定企业章程和长期发展战略等。董事长仍为体制内干部，一般同时兼任党委书记，在特殊情况下要求企业执行国家战略等。此种情况下，企业总裁等高管必然会把企业的成长当成自身长期的终生事业和仕途来经营，所以必然会考虑企业的长期利益。与此同时，由于董事长等董事会成员仍然属于体制内的干部，因此企业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必要的时刻执行国家战略。这种干部体制改革也体现了国家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思路。这是我谈到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一些关键性的经济学的命题，那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或者哪些方面是有缺陷的？    

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世界里，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完全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从而是完美无缺的。完全竞争市场最主要的假设是，厂商无权决定自己所要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然而，当厂商无权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时，价格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呢？经济学家们试图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搪塞，瓦尔拉斯则直截了当地用拍卖来描述价格的调整和决定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又根据瓦尔拉斯的拍卖模型，对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进行了建模和数学论证，使得均衡、市场出清和帕累托最优等描述资源分配的各种最优状态一一得到了严格地论述。    

然而完全竞争市场毕竟是构建出来的，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有过昙花一现，但当前的市场经济绝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如此，作为资源分配的调剂机制，市场往往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市场经济的失灵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非竞争领域，因经济活动所具有的外部性，通常导致失灵。    

第二，在竞争性领域，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一种调剂机制往往也是失灵的，由此会给经济体带来无休无止的波动、萧条、危机和高通胀等，最后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出来进行干预。  

第三，市场经济的失灵同时也体现在创新和市场的巨大不确定和风险上。    

对于非竞争性领域由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大家都能理解，这里无需多说。那么，为什么在竞争型领域市场在资源分配上也会失灵呢？新古典经济学在论证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有效性时，通常强调价格的调整作用，由于这种调整被假定在拍卖市场上完成，从而必然是直接及时和有效的。然而，我们当离开拍卖市场，进入真实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价格调整的功效必然会大大减弱。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旦企业自行制定价格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价格的调整必然是缓慢和具有黏性的，从而价格调整的功效将被大打折扣，只能是一种弱稳定机制。    

此外，经济体内除了价格调整这一弱稳定机制之外，也还存在着多项非稳定机制以破坏经济的稳定：一是企业的顺周期行为，即哈罗德提出的著名的刀刃问题；二是明斯基的债务不稳定机制；三是资产价格。这些都是破坏稳定的。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失灵同时也体现在创新等未知领域上呢？有研究表明：一个创新项目从最初投资进入的设想阶段起，在进入商业化之前，其存活的概率仅为6.66%，如果再考虑商业化的风险，存活的概率则更小。正是创新领域所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企业都会望而却步，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很少有意愿去进行投资，特别是前期的研发。然而当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如果没有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经济将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身也意味着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型的技术突破将极为困难，从而很有可能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说了很多的市场失灵，那么市场经济就没有魅力吗？我认为市场经济是有魅力的，但市场经济的魅力到底何在？黑板经济学人会异口同声地说，作为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市场能更有效地分配着资源。我认为这是错的，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的魅力并不在于它能更有效地调节资源，而在于它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计划经济缺乏激励机制，经济人只能沦为完成计划的工具。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人更具活力。然而，经济学对于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却很少去进行研究，也许是出于一种默认，但更可能是无法用漂亮的数据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因此研究就不得不集中在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是否有效上了。

我们讨论了市场的失灵之后就可以讨论国有企业的作用，我认为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的失灵。

第一，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由于市场经济在具有外部性的非竞争领域经常失灵，因此它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完整和充足的公共产品是市场的骨架，市场本身不能完成对其骨架的构建，只能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甚至晚期，搭建市场主骨架的几乎都是国企，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交通基础设施，通讯、供水等等，中国的民营企业想要取得目前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这与表面上私有化程度更高、金融自由化更彻底的非洲国家、南美国家、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宏观稳定的基石。即使在竞争性领域，市场经济实际上也不能有效地分配着资源，通常会带来萧条、高通胀和危机等等。民营经济在参与经济活动时，通常是顺周期的，当经济萧条时，会主动退出市场，在经济好转时，又会蜂拥而上，这种顺周期行为通常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哈罗德所说的刀刃问题。因此，要使经济得以恢复稳定，通常需要其他企业通过逆周期的行为来稳定经济。逆周期行为通常表现为：不因经济的下滑而减少所雇佣的工人，不因经济的下滑而减少投资，甚至挺身而出增加投资。由于逆周期的经济行为通常意味着风险或失去盈利的机会，唯有国有企业才能担当。也许有人会说，西方也有宏观稳定政策，国有企业作为宏观稳定的基石是不是多余的？（1）当今世界对经济体造成巨大伤害的已经不再是凯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债务危机。当债务危机来临的时候，凯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稳定政策已经失效了，唯有政府买单和国有企业挺身而出的逆周期行为才能救经济于水火之中。（2）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行为通常可以立竿见影，从而必然会大大缩小走出危机所需的时间，由此而减少了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西方走出危机的时间通常很长，在中国，无论是上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基本上没有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停下来，其中，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行为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失灵之处是在未知的创新领域，即使如华为这样的企业，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和摩尔定律的极限，也会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未知领域通常也包括海外市场的开拓。中国目前推行的国家战略，如对外“一带一路”，对内重大项目的攻关和创新等，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民营企业既无能力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这些国家战略的推动只能由国有企业承担。美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指责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焦虑：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必将起到关键性的加分性作用。

接下来，我们想讨论一下国有企业的考核。也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采取逆周期，并对那些存在着巨大风险，民营企业不愿意从事的领域进行投资，国有企业将如何盈利？没有盈利，国有企业如何做大做强？第一，我认为逆周期不一定就意味着损失。在股票市场上逢低买入和逢高抛出通常是一种很高明的策略。逆周期也同样如此，当然这取决于具体的逆周期策略是否精准。第二，经济学中同样存在着风险越大，回报率越高的定理。因此，高风险的投资也许最终不会蒙受损失，关键仍然是精准。第三，对于那些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其盈利能力无需担心，更应关注的是其制定的价格是否合理，是否给下游的民营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第四，在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中，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利润挂帅。不以利润挂帅并不意味着可以乱花钱。国有企业的考核应更集中体现在完成任务前提下的成本和质量核算。    

最后，需要作两点说明。第一，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弥补市场的失灵，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还存在着大量与民营企业争利的行为。第二，本文所提出的国企干部体制改革不仅体现了政企分开，同时也与最近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型思路相适应。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