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论坛。我认为这个会开的非常及时。因为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时代，给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政治经济学研究责任重大。我认真准备了一个长篇讲稿。限于时间，我在会上只简单地讲立论的几个要点。

原来我给会议准备的题目是“公有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为什么是这个题目呢？因为之前关于对民营经济的问题有一些争论和风波，中央定调民营经济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自己人以后，很自然就会有一个公有制经济的意义何在，公有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说，从1980年代开始，我对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就情有独钟。当时写过好几篇文章探讨。特别是那时与同伴们写的“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分上下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题目就是《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经济研究》上，当时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就是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成立，要被承认，要在历史上站得住，不在于我们现在喊多少高大上的口号，而在于你能不能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它的微观基础。没有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政治经济学创新也好，就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因为你没有基础和根基，一阵风就吹跑了，直到这次看到开会通知的时候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没有基础光喊口号是没用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很伟大，第一步已经迈出去，就是已经搞了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要清楚，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的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生产和调配。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过社会主义还搞什么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性的颠覆和超越。这样就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回答，要解决。

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被请回来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是，这里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回来了，它跟公有制怎么衔接？这个问题应当说我们探索了几十年，还一直没有解决好。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直接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如过去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就只能适应计划经济，而不可能作为今天市场经济的基础。解散了人民公社，进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的改造等，这才为后来的发展和繁荣打开了通道。不言而喻，城市里的国营企业现在叫国有企业，当然也同样存在这个改革和改造的问题。

国有企业不是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命题一看起来似乎有些扎眼，因为我们天天讲国有企业。其实仔细一想道理也很简单。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国有企业这个形式就行，那我们何必用40年来探索各种各样产权制度的改革？一会儿是股份制，一会儿是混合所有制，只要搞好管好国有企业就行了。

我们企业改革搞了四十年还在这里找出路，就是因为我们被国有企业这个特定的形式给束缚住了。其实中央在多次文件当中讲过，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我们确实不必要在一种形式一棵树上吊死。

从实践上来看，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大部分国有资产已经进入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也不是我们公有制的主要资产和主要内容。现在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好资产都进入股份制企业了，都拿去上市了，真正的优秀资产全部进入了股份制，都变成多种所有制了。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的国企也不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主要部分。

对于国有企业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多说两句？国有企业其实完全不是新的东西，本来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不要说资本主义，几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皇权时代国有企业就有很多。中国两千年前西汉就有盐铁官营。商业可以赚钱，朝廷就把它垄断了。工业上也一样，我们现在拍卖那些东西，明清的瓷器，上品都是官窑生产的，就是当时的国营企业。

所以，其实国有企业的历史很长，出身也不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了以后，国有企业在西方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二战以后，国有企业在法国、英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经济当中的主要部分，所谓国民经济命脉差不多都是国有企业。我在英国的时候赶上撒切尔政府推进私有化，把航天航空、铁路、水煤电气等统统私有化，在那之前全部是国有企业。

所以国有企业本来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恩格斯曾经辛辣地嘲讽说，如果国营就是社会主义，那俾斯麦的烟草国营乃至妓院国营，就都成了社会主义的先驱了。马克思主义设想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实行计划体制，进行按劳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没有企业，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国有企业。

我们受国有企业这个概念的影响这么大，实际上主要是从前苏联来的。因为前苏联把社会主义变成实践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你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可以消灭大多数的市场关系，但是如果不用货币商品关系这个外壳，连最基本的经济核算都做不了。因为你只能统计一个个苹果，一件件产品，都没办法加总。因此商品货币形式保留下来，需要用商品经济的外壳来进行核算。这样就有全民所有制的单位，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商店，也称为国营企业。国家包不下来的部分叫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其实集体自己也没有任何权利，全要听国家的。集体的含义就是你没饭吃了，国家财政是不管你不包你的。

但这样一划分，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划分成一个一个条块分割独立的单位去占有使用，造成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出现的条块分割：如果部门的权力被强化，就变成了条条专政，这是当时毛泽东主席深恶痛绝的。如果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就又变成了地方主义。同时虽然每个单位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都有本位主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变成了部门、地方、单位分割。各单位不能不讲经济核算，但又要强调不讲价钱的服从统一计划调配。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情况。随着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现实当中变成了前苏联版，苏联版分属条块的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被固化，成为人们头脑中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代名词。

因此从根本上讲，国有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应该是按照斯大林说的，要服从国家的超级盈利和整体利益，不能强调自己的个别利益，还是说它要进行独立核算，要算自己的经济账？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从来没有解决。

这样一直到了市场化改革，有了市场经济，我们开始把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试图说明国家和政府不直接经营企业了。国有企业开始从过去一种核算的工具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盈利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经济改革确实在推动国有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也不时强调国有企业不能光算经济账。政府在需要的时候，经常划拨、调拨国有企业的资产，经常调动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到其他不相干的单位乃至以前的竞争对手那里去继续当负责人。从这个角度看，国有企业又不是一个独立的竞争主体和单位。这是我们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所面临的困境，不是我们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不行，素质不行，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把这些问题研究好、说清楚，我们的制度政策没有给国有企业好好的定位。

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那就更混乱了。本来市场主体的企业要由职业的企业家去主导，而职业企业家是要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党政干部去任命调配。同一级别的党政干部调到国企去当领导，反过来也是一样。国企领导的待遇薪酬，也要兼顾同级官员，不能市场化，必须由政府限薪。这样的企业领导，眼睛当然主要盯着书记市长，而不是盯着市场。所以我一直说，虽然我们国企也出了很多问题，出现一大批不死不活的僵尸企业，吃里扒外的人更不少，但能搞成现在这样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制度和做法，不是会搞活公有制，而是会搞死公有制，败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声。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商店，当时也被称为国营企业，还有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但是，市场经济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上搞成功吗？那肯定是不行的。

前面说我原来准备的题目是公有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为什么现在改成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呢？我看了刚刚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报，这个会议是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会开完以后第二天召开的。我觉得这个会解决了向何处去的问题。

会议里面提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企业改革的根本性转变和突破，也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的东西。但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媒体现在对一些不那么重要，那么根本性的东西，成篇累读的宣传，但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由主要领导同志提出的，开创性的突破和历史性跨越的内容，却没有人宣传，也没有人关注。所以我今天借这个论坛，首先要来给中央精神做一点宣传。这个会议里面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

这个类似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原文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两年以后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又增加了新提法，《指导意见》提出实现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当然中国人聪明的很，词汇也很丰富，马上就有人解释了，“为主”不是不管，企业还得管，这样除了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新加上一个管资本。这样导致不是管的更少了，而是管的更多了，管的更死了。《指导意见》提出来的是从以管企业为主转到以管资本为主，结果主的来了，辅的也没有丢，还加强了。这显然跟改革的精神是冲突的。所以改革开放4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要改革开放再出发。再出发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所以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提法，就是解放思想。我不知道你们研读了没有？我是认真学习了。

这次提法不一样了，知道说“为主”你们还会把“为辅”抓住不放，这次就把为主为辅都去了，干净利落地“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你别给我说主辅了，咱们就加快转变。另外过去的《指导意见》说的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这两个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我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重大的突破。真正做到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开始一个新篇章。在座大家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是专家名家，当然知道马克思花了毕生精力的最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其通篇讲的就是资本。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是资本。今天我们把市场经济请回来了，资本也必然要回来，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市场经济中不抓资本只抓企业是舍本逐末。所以这次中央提出的转变，我认为是根本性的飞跃。这就像1984年的时候，当时中央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小平同志看了就说，这写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写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我看这次也是一样。因为上一次是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方向问题，这次是解决市场经济的公有制基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政治经济学就算有了个完整的稿子。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个转变，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陈腐过时的观念还缠绕着我们，很多认识误区还需要纠正。

因此，实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需要研究和解决许多新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做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大有可为。怎样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怎么样丢掉国有企业的外壳，抓住国有资本这个灵魂，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有它的微观基础，是一个挑战性的大课题。但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改革才会迎来全新的局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才会迎来新的天地。

时间到了，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