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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李政、王思霓：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发布日期：2021-09-17编辑：国有经济点击：



作者简介











李政 ，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中以创新创业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王思霓 ，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有责任把自身发展同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战略支撑。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着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加大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布局，全面提升产业基础水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开发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促进大中小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融通创新、协同发展，引领产业生态系统和产业集群建设；拉长长板，巩固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补齐短板，突破“卡脖子”技术，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领域聚焦发力；深化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实体经济，提高产业链竞争力、附加值和韧性；链接断点、打通堵点，建立产业备份系统和预警机制，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风险可控。
关键词 ：国有企业；产业链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作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重点任务，并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这意味着党中央把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究其原因，在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关乎能否成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既是亟需破解的重大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实践问题。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压舱石”和“顶梁柱”，必须把自身发展和国家需要相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战略支撑。因此，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中，国有企业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发挥带动、引领和保障作用。
一、产业链现代化相关概念内涵与特征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业链现代化问题。在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重要部署，特别强调要“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2021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可见，产业链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实现产业链现代化是成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产业链与供应链、创新链、科技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在经济学中，产业是指生产同类或者有密切替代关系和竞争关系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的集合，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的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拓展。现实中，同一（类）企业，依据不同的标准，就可能从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随着分工的深化、科技的发展，产业不断细分，产业分类日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分工协作与关联形态[1]。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创新链（科技链）和空间链五个维度的概念，产业链内部的企业群体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和价值交换等关系，彼此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产业链现代化本质是产业现代化内涵的延伸和细化，是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和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领先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2]。在全球化视角下，产业链现代化涉及国际竞争力、盈利能力、自主可控性、安全稳定性、创新引领性等方面的内容。
     现代化的产业链应具备如下特征：一是产业基础高级化。没有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就不会有产业链的现代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产业基础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3]。“产业基础高级化”包括：产业基础能力高度化、产业基础结构合理化和产业基础质量巩固化，是能力、结构和质量三者的统一[4]。二是产业链安全稳定、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现代化的产业链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关键时刻不被卡脖子、掉链子。三是高附加值、高盈利能力和高国际竞争力。现代化的产业链一定是高度国际化且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具有高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产业链。其中主要产品和服务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而且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主配置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四是绿色化、生态化。随着人们对健康与节能环保的日益重视，产业链整体上向低碳、绿色、循环、可持续方向发展，整个产业链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生态平衡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求。现代化的产业链应实现高效的产出和资源环境的持续利用[5]。五是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韧性。现代化的产业链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供应链。同时供应链能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及时作出调整，在市场上出现危机时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抗冲击力；产业链上下游和生产制造各环节等衔接紧密、有高度协同性[1]。

二、我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大国之间竞争不断加剧。 产业链稳定发展问题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变得日益重要，已经由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变成政治和安全问题。 我国刚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以产业链安全稳定和现代化为基础和前提。 没有产业链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经济现代化，没有产业链的稳定就无法畅通国内大循环、抵御各种风险，难以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确保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因此，产业链现代化是国家重大战略问题。
     经过新中国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不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深入参与全球分工，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独特的地位，特别是在加工制造方面成为重要的一环，以“世界工厂”著称。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基本实现产业全覆盖。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6]。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手机、计算机、彩电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90%和70%以上。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在产业技术发展方面，企业研发力量不断增强，2017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国，仅排在美国之后；部分产品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三代核电、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新一代运载火箭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产业技术水平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一些产业和企业已经占据产业链的中高端。以上成就是我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我国目前总体上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20%，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仅投资回报率和经济附加值低，还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一）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我国在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供给、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实现了后发赶超，全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中。但是，对于“市场换技术”和跟踪模仿的路径依赖也导致一些产业基础能力不足和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引发“缺芯少核”、产业链低端锁定等一系列问题。有资料显示，我国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水平等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与发达国家平均30%以下、美德日的5%以下有很大的距离[7]。2018年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生产所需的130余种关键基础材料进行调研，其中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严重依赖进口。2018年《科技日报》列举了工业“四基”涉及的35项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这些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手中，中国与之尚有较大差距。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8]。产业基础能力除了基础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还包括配套的基础软件和计量、标准、认证等基础服务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忽视工业软件和基础软件的建设，导致信息化背景下设计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等被国外企业垄断，产业发展“重硬轻软”现象突出。在操作系统、工业机器人算法、EDA工业软件等领域，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在20年以上。我国大部分产业没有形成自己的关键技术标准和可靠性标准，产品规格和产业标准多依照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产品检测检验设备大多依靠进口，产品质量认证水平落后于我国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国际上缺乏产业标准体系制定的话语权。

（二）产业链控制能力弱，产品附加值较低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长期通过“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与贸易，逐步从初级产品供给者转变为中高级产品供给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但总体上，我国制造业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对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力与主导权较弱，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技术。从不同产业的增加值来看，我国产业增加值增长幅度显著低于总产出增长水平，这反映出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各个行业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值）低下。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WIOD2016）的数据计算，中国的产业增加值率在全球9个主要经济体排名中处于下游位置。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在化工行业、电力机械行业、计算机和电子行业增加值率分别为16.16%、15.72%、16.54%，远低于美国44.48%、42.79%、69.23%的水平。由于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并没有充分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所获得收益受限。从企业盈利水平来看，2019年上榜的世界500强企业中，除去银行业的中国108家企业平均利润为19.2亿美元，而同样标准计算的美国企业平均利润为51.8亿美元，是中国企业的近3倍。根据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我国在“制造业增加值率”这一指标上表现出明显乏力，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制造强国有倍数级差距。

（三）部分产业链对外依存度高，产业安全受到威胁

     随着劳动分工深化，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联系日益增强，这也加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我国的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大大增加了产业链“断链”风险。从重要资源能源进口规模来看，我国多种战略性资源和能源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增加，面临的潜在风险不断加大。我国的原油进口量在2018年达到4.62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0年的26.85%达到2020年的72.6%，已经远远超过60%的安全警戒线。在矿产资源方面，由于我国拥有的铁矿石资源品类较低，近年来铁矿石的进口规模不断增加，2020年已经达到11.7亿吨，占全球进口总量的70%以上，进口依存度达到85%。其他矿产资源如铜的对外依存度为88%，铬达到90%、镍达到80%，钴达到95%。我国重要资源能源呈现出对外依存度高、消费量占全球比重高、储备规模占全球比重低的特点，这给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相关产业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与挑战。从中国对进口输入型供应链的依存度来看，根据WIOD数据库的最新核算结果，我国进口零部件中，电子通信行业占比79.48%，装备制造行业占比11.59%，交通运输设备占比7.75%；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是我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9]。一旦发生外部冲击致使供应链“断链”，将严重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以上足以说明当前我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国经济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是“十四五”时期工作的重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其中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产业链安全和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因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有关举措必须尽快落实到位并取得实质进展。

三、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基础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涉及跨越式发展和市场失灵问题。必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要发挥好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引导作用，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性质与功能，具有承担产业链现代化排头兵和顶梁柱的政治使命与物质基础，因此责无旁贷。

（一）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理

     现有理论研究认为，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主要有以下途径：第一，充分利用好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研发攻关“卡脖子”技术[10]。第二，充分培育和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获得巨大的比较优势[11]。第三，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能力，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和水平[12][13]。第四，通过协同创新实现产业链水平的提升，还要促进产业发展与科学技术、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创新要素之间的协同，实现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协同发展[10][11]。第五，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融通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作用，同时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过程中责任共担、利益共享[14][15]。第六，培育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鼓励企业专业化发展，发展和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16]。第七，发挥产业联盟和协会的作用，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引导产学研联动发展，形成支撑产业链水平提升的协调机制[16]。第八，深化拓展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16]。
     根据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我国产业链现状，我们认为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础能力涵盖底层技术、基础零部件和材料、基础设施、基础研发、产业环境和人才队伍。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全面提高产业基础能力，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二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确保产业安全。实践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和产业链表面看上去再繁荣也有被“卡脖子”的安全隐患，有轰然倒塌的风险。因此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现代化和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关键。三是补齐当前产业链的短板，做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当前重点要加大补短板的力度，促进产业体系功能性提升、完整性发展。同时在我国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上加大投资发展力度，如研发、设计、生产性服务，以及高端芯片、高端数控机床、精密仪器、高端发动机、先进医疗设备、高端螺栓、高端轴承、高端传感器、种业等领域。四是锻造产业链长板，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更好发挥制造业优势，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强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同时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再造产业链整体发展新优势。五是推进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积极推动企业、产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发力“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设施、场景与环境。六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迈向产业链中高端。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坚持“四个面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依靠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推动全产业链高质量、高标准及绿色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链整体向中高端转移。在这些方面，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都具有其他类型企业所不具备的独特制度与体制优势，能够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和结论不难看出，无论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主体、动力上看，还是从国有企业的性质、功能定位、体制机制和资源优势上看，国有企业都有必要也有充分条件发挥关键作用。首先，从性质和功能定位来看，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代表和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主导力量，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排头兵、领头雁，应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自身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紧密结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其次，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资源丰富，创新平台和要素完备，有利于在突破“卡脖子”技术、研发共性技术、促进协同创新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再次，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大多布局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近年来又不断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在包括“新基建”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降低成本、提供产业链现代化所需基础和保障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

（二）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现实基础

经过40余年的改革与发展，一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浴火重生，其中一些已经成为或接近世界一流企业，并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2021年有82家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因此，国有企业越来越有能力和条件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过程中发挥引领和保障作用。

     首先，国有企业具有承担国家战略使命与社会责任的优良传统与丰富经验。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将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导向作为微观个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优先内容[17]，从国家产业链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现实需求出发，与政府、科研机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合作，通过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解决方案，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精准扶贫、保护生态环境等国家重大议题承担责任。如中国一重通过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技术装备国产化首台（套）进口替代的特殊使命；国家能源集团在西藏因地制宜建设首例风电项目，带动地区发展；国家电投在多省区建设村级电站开展“光伏扶贫”；航天科工研发设计中国首座灯塔气象观测站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国际物流运输中断，中国远洋海运坚持7×24小时不间断作业，维持所属1300多艘船舶正常航运，全力确保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运输的畅通。
     其次，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具有丰富的技术、资金、人才资源优势，有条件引领产业链发展。在研发投入方面，2019年度中央企业的研发经费总投入为8190.4亿元，拥有有效专利77万项。2020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1.3%，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55%，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中央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国有企业在国家前瞻性领域和战略安全领域承担更多的重大科技创新使命。相对于民营企业将研发投入更多地投向基于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链后端应用领域，国有企业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技术和产品研发上投入巨大。如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C919大飞机、特高压等领域的重大创新，国有企业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人才资源方面，国有企业研发人员特别是高学历研发人员集聚。2019年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平均每家国有企业拥有的R&D人员数量（22名/家）是同时期民营企业（7名/家）的三倍。国有企业在研发人员的根植性上强于民营企业，2015—2019年规模以上国有企业中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历人员的比重逐年稳步上升，达到45.98%，年增速6.1%；民营企业这一指标从2015年的29.31%下降至2019年的25.17%，两者“剪刀差”持续扩大。近年来，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薪酬分配方式，通过员工持股等模式进一步激发研发人员创新意愿。在创新载体方面，国有企业在重点研发机构方面实力雄厚。截至2018年，全国179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有超过60%依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积极建设超过1251个双创孵化平台、147个互联网云平台以及80只创新引导基金，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18]。

四、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思路和路径

     习近平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这实际上给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还要通过进一步优化布局和结构，聚焦产业基础和基础产业，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强化产业链薄弱环节；通过突破“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共性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通过开发战略性前瞻性技术，发展新实体经济拉长产业链长板、增强产业链韧性，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地国际领先地位；通过打通产业链的断点、堵点，建立产业备份系统，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

（一）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总体思路

    1.创新强链，引领科技自立自强。 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提升全产业链自主创新水平方面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及带动引导作用。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不具备的独特制度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完全可以发挥创新强链、引领产业链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应坚持“四个面向”，积极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将创新资源投向产业链重要且薄弱环节，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对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进行探索创新，最终形成更具创新力的产业链。
    2.协同固链，实现共生发展。 国有企业在产业链建设中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发展壮大上，而且要促进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当前全球产业分工已经形成复杂的网络体系，任何一条产业链上下游都集聚成千上万家企业。国有企业要主动联系上下游相关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联合技术攻关，通过资源整合形成分工合作、互荣共生、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国有企业也要关注国际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进一步利用全球多元化的产业链体系，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带动非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开放性和安全性。
    3.重点补链，应对断供风险。 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的作用，着力缓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坚决兜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第一，国有企业应对一些对外依存度高同时又对多个产业和产业链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努力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第二，针对产业链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暴露出的断点、堵点和断供风险，提高重要能源和重要物资的储备保障能力，确保物资稳定供应；维护产业链在物流运输、国际化采购、资金周转方面的能力，保证产业链在极端情况下能够快速恢复运转能力，提高产业链韧性。
    4.延伸优链，推动价值升级。 延伸优链是指国有企业为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一方面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运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结构软化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延伸，培育新业态。国有企业普遍重商品经营，轻服务运营，企业形成的物流能力主要用于内部自我服务，并不具备形成社会化流通服务的现实基础[19]。但是国有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经营领域进行投资跟进，在分析产业特性的基础上，通过更加合理的方式向产业链关键环节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向流通设施、技术装备建设等环节延伸。国有企业沿价值链从生产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攀升以及通过价值链跃迁跨产业升级，最终都能够达到在最终市场高端化和多元化的目的[8]。

（二）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实现路径

     1.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致力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目前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尚未根据产业链需要形成清晰的产业链定位。且过去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总体上也呈现出过早“去工业化”和“脱实向虚”的问题[20]。今后，应依据国有企业功能分类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需要，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聚焦基础产业和产业基础。对于服务于公益目标的企业，也就是现有分类中的公益类企业[21]，布局时不应以逐利为目标，应重点提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对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的支持保障能力，加强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能力、民生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应急储备体系建设。对于具有特殊功能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产业链分类明细目录，明确国有企业需要控制的领域和具体环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国有企业出资形式。对于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应提高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向产业链中高端转移和布局。同时推动国有企业向能源、粮食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聚焦主业主责，有针对性地提前调整结构，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
     2.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制能力。 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同时通过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一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要从国家当前的紧迫需要和长远发展考虑，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前沿技术开发，解决关系未来国际产业链竞争的前瞻性重大科技问题；要加快组建一批重点实验室，对我国未来重点布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等重大科学问题进行研究。二是聚焦关键环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将创新资源和要素集中投放在投入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上。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增强产业链竞争力和创新力。三是牵头组建任务型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核心环节，通过联合科研院所、高校以及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相关产业链知识库、模型库和标准零部件库。国有企业通过推动建设制造业创新创业中心和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四是建立完善“揭榜挂帅”机制，带动各类创新主体通过科技创新项目深度合作，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科技项目绩效以及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打通科技人员成长通道。
    3.发展新实体经济，提高产业链附加值和竞争力。 推动产业链价值增值、不断向高端迈进是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目标。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主要集中于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应用场景化和数据资产化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也是当前我国产业链向高端化迈进的重要契机。《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统计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近5.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同比增长9.6%，增速全球第一。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今后我国要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实体经济”，即以知识、科技、互联网、数据信息、计算能力为核心驱动，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效益以及产业链附加值和竞争力[22]。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大有可为，可以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一是发挥国资国企海量生产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加快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以数字化武装产业链各环节。通过数字化转型将生产数据进行集中感知、聚集、存储、应用，通过数据全面洞悉企业生产运营状态，提升生产效能，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二是国资国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增强物联接入能力，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完善平台应用生态。国有企业应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功能，集中布局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努力做好新基建的研发者、投资者和建设者，为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身及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引领产业链全面迈向高端化，实现价值升级的核心目标。
     4.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发挥协同整合作用。 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使部分有条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职能，发挥产业链建设中的协同整合作用。强调国有企业作为“链长”而不是“链主”，是因为在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不是支配与控制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的关系。国有企业通过发挥技术支撑、组织协同、基础共性技术研发等职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其作为“链长”，要把重点集中在产业链的“链”上，要全盘掌握所在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情况，制定产业链技术发展图谱、应用布局图谱引领、协调供应链、资金链、信息链、人才链共同发展。首先，国有企业要从产业链发展的基础和共性问题着手，通过建立自主技术研发中心等机构推进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形成良好发展的链状产业生态。其次，国有企业作为“链长”，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国有企业应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横向沟通协作，进一步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方向，对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以引导和协调。国有企业还应主动联系上下游相关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联合技术攻关，通过资源整合与共享形成分工合作、互荣共生、风险共担的产业生态。此外，国有企业还要充分利用自身规模与资源优势，以及部分产业龙头地位，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更多“杀手锏”技术，拉长长板。通过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形成对个别国家人为打压断供的有效反制和威慑能力。
     5.做“走出去”排头兵，提升产业链国际化水平。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也要积极畅通国际大循环，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建设，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升我国产业链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作为“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要继续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可持续发展，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和政治经济稳定、法律健全、发展潜力大的重点区域，主动防控风险，加快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积极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立足自身优势，扩大合作对象范围，建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要高度重视境外投资并购风险，强化境外投资项目管控，注重文化融合，做到“效益可观、能力可及、风险可控”；要坚持高起点，争做产业标准制定者，坚决不搞低价竞争；要明确重点，有所取舍，充分发挥公司系统的协同优势，带动自有技术、装备及金融、保险服务共同“走出去”，稳步增加境外资产份额，掌握价值链高端环节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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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吴君杨：《打造数字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新实体经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12期。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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