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宋冬林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尚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对国有企业履行新时代新征程重大使命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新目标、新方向。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构成要素新、组合形式新、作用方式新,使其表现出一种高创新性、强引领性、广渗透性。从产业方向来看,新质生产力主要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在后发优势红利逐步衰减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节点,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力量、新引擎。2024年1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有关领导在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时,多次提到“新质生产力”一词。2023年,国资央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一项牵引性、全局性工作来抓,有效发挥了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的引领作用。我们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国有企业加快功能性改革、机制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形成新质生产力亟需国有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家在共同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生成的理性制度安排,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因此自诞生伊始,国有企业就肩负着满足应急性需要、弥补市场失灵、维持社会稳定、助推经济发展等服务国家共同利益的重大使命。这一点在西方国有企业生成史中同样有所体现。国有企业的使命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性有如下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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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高创新性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极富探索性、开拓性。现实中,创新在跨越产业化的“死亡之谷”后,还需渡过商业化的“达尔文之海”。由此造成的极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使私人部门在面对创新活动时,总会因市场失灵而导致创新供给不足。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不仅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强大的资金实力,更强调长期定位与战略性创新布局,使其能够作为国家创新政策的执行者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次,强引领性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系统性、联动性,需要契合于国家生产力总体布局。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彻底替换,而是通过基础性、杠杆性作用与其他生产力发挥整体效能。因此新质生产力能够形成跨越部门边界的网络效应与规模递增效应,这难以借由私人部门与市场机制得到充分释放。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其生产力是人民的生产力,国有企业自身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本就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布局原则及形成规律,使其能够作为产业政策的先行者,引领国家生产力系统的能级跃迁。
最后,广渗透性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具有发挥作用的扩散性、全局性。正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标志着全新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出现,从而塑造出全新应用场景、开辟全新市场空间与技术空间、重构利益格局和竞争格局。此时国有企业的“国家队”优势能够使其克服私人部门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克服私人部门收益独占与抑制扩散的垄断行为倾向,使其能够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承载者,引领社会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率先完成革命性变革。
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形成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仅在总体趋势意义上成立,而在“现象事实”层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则普遍呈“相互作用”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会加速或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是生产力的增量变革与存量调整,更要借助生产关系的持续改造来为生产力更优更快发展开辟空间,即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要素向着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2023年8月30日,中国移动发布中国首款商用可重构5G射频芯片“破风 8676”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前期改革积累的有益成果,党中央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围绕分类推进、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及薪酬制度、加强党的建设、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方面出台了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使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获得全面提升。特别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国有企业积极发挥“国家队”作用,在新质生产力形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近年来,中央企业持续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2023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就达2.18万亿元,同比增长32.1%,推进了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如首个万吨级光伏制氢项目投产、全球首个2.5万吨级T700/T800/T1000级碳纤维制造基地建成。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与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方面,国有企业聚焦自主可控,着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共性技术攻关,使集成电路、5G通信、高速铁路、大飞机、发动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卡脖子”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缓解。2023年,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首批“重点支持类”国有企业启动实施“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等11项行动计划,在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加快攻克一批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并取得初步成果。
在接续改革中实现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取得新突破
面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任务,要根据形势变化和新质生产力形成规律,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谋划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强责任、更大力度把改革向纵深推进。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承担核心功能。服务国家战略既是国有企业的天然使命,也是有别于民营企业的突出特征。现阶段,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重要体现在于引领科技创新,通过布局新产业、探索新模式来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对产业链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驱动力、控制力。强化国有企业核心功能,需要坚持党建引领,突出补短板强弱项、突出规范化制度化、突出职能作用发挥,聚焦“两个维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聚焦“选育管用”建强干部人才队伍、聚焦压实责任夯实党建基层基础、聚焦凝心聚力抓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聚焦严的氛围强化正风肃纪反腐,在产学研、上下游党建联建共建中全面系统提升党建质效,为国有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保证。
在精细化分层分类改革中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形成机制。新质生产力所含内容广泛,涉及众多产业领域及业务分支。因此应当立足我国国企与国企之间、企业层级与层级之间存在着功能差异与业务属性差异的普遍事实,区分改革中功能使命性任务和体制机制性任务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路径方法推进精准化差异化个性化改革探索,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凸显企业特色,最终探索出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形成机制。譬如对商业一类国有企业,应当坚持市场导向,强化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盈利性考量;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应当坚持政府导向,强化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公益性考量;对商业二类国有企业,则应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合理兼顾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盈利性和公益性考量。
在高标准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中激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生动力。企业位于生产前沿并掌握一手生产需求信息,能够因时因地因企进行权变性决策、针对性投资,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和投资主体。应当更好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按照“一企一策”实施授权放权,围绕新质生产力设置针对性、个性化考核指标,出台相关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能动性、自主性及改革发展活力动力。健全国资监管体制,认真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加强规划投资、产权管理、考核分配等各环节监管,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国有企业在有效投资中形成富有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
文章来源:《国资报告社》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MTbc36RhFpQrAekeN0qJD3Io5KRBwv4udFjqq--Szxh02uv8VnEhYKf39WsAXqqcq5p9C1RvdT1UZhqFWBgLMGmg0ffL-jDV2hY-6ERheqZ0mNP6QN8scq1V8WAVGV4sxdHcAv-nAEkNVUwDkrJWY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