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冬林 冯子洋 谢文帅
摘要:国有企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历史贡献。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确保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新征程上,以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路径包括:提升国有企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国有企业产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力,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提高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支撑能力,助推国家经济安全维护;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推高水平区域 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 而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 予以实现。[2]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微观主体和国家经 济治理的重要工具,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鉴于此,有必要在微观基础层面系统阐释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首先梳理和总结国有企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贡献,之后分析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探析以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路径,以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理论参考。
一 国有企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贡献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但对经济现代化的贡献则贯穿始终,并集中体现在引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以及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
(一)引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
现代化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而人的第一发展要务就是确保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就是要拥有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正因如此,人类社会现代化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首先都要致力于在物质层面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不仅要保障人们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而且要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所需的多元化、高品质物质产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国有企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引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并集中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共性技术供给等方面。
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看,改革开放以前 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国内经济基础薄弱、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苏联 对华技术援助全面停止等诸多不利条件下,国有企业承担起国防工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使命,取得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巩固新中国国防安全、实现科技独立自主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和发达国家高精尖技术限制,我国再难以利用后发优势,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科技创新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日益迫切。在此形势下,国有企业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按照国家重大战略发 展需求,主动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大旗,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深海探测、核能发电、特高压输电、国产大飞机等领域取得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 果,不仅成功打破西方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封锁,而且在部分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并形成国际科技竞争优势。
从产业共性技术供给看,产业共性技术是关乎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进技术,具有显著的基础性、共享性、超前性及外 部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发展方向,能够对单个产业或多个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生产经营效率产生深刻影响。产业共性技术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经历技术研发和技术扩散两个环节。在技术研发环节,产业共性技术尤其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具有研发投入多、研发周期长、研发风险高的特征;在技术扩散环节,由于产业共性技术扩散的广泛适用性,产业共性技术商业化的收益难以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主体所独占。[3]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很容易因其公共产品属性而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承担起产业共性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的责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 产业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对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具有显著的科技创新溢出效应。例如,国有军工企业在无缝钢管、激光测风雷达、地基微波辐射计等领域取得的多项共性技术,在商业化应用到民用领域后推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起来。
(二)支撑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农业生产方式成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不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而且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进入近现代社会,工业化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目标,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经济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贯穿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而国有企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通过构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和提供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来支持和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从构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 体系看国有企业是其中的核心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尤其是伴随着“一五”期间苏 联援建156个项目落地过程中新建一大批国有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要实现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以鞍钢、一重、一汽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 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持续增加工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始终在关系国家命脉的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例如,在现代采掘、交通、运输、通讯等行业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的战略发展和安全,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壮大持续作出贡献。
从提供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看,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离不开公共基础设施体系,而国有企业则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覆盖公路、铁路、机场、电力、供水、供气、通信等多个方面。之所以由国有企业承担公共基础设施主要供应商的职能,一方 面,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着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实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较其他所有制企业更加密切,能够在履行企业市场资源配置职能的同时,实现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应服务的提供并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为保障各类经济发展主体能够以合理价格享受现代工业基础设施带来的福利,选择由国有企业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供应商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成本,实现由政府支持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国有企业在多年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为人民提供了优质的公共产品和便捷高效的相关服务,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石。国有企业同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通过持续推进自身市场化改革成长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更体现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了庞大的产业大军和孵化了大量的民营企业。
从产业大军培育看,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工人与技术人才支撑。国有企业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深化改革过程中,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熟练技术工人,积累和输出了先进的现代管理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有企业按照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的熟练程度,建立起包含八个等级的工人工资等级制度,给广大工人营造出一种“肯学、愿干、敢创新”的良好工作环境。同时,国有企业内部的学徒制度、厂办技校等技术培训体系具备系统化、专业化、双向化等特点, 老工人与新学生在知识和实践层面相互推动、 相互弥补,对于提高工人技术水平、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整体技术革新具有重 要意义。[4]“八级工”制度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培育大量技术人才,而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积累了 宝贵的人才资源。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在转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通过全面推行新型学徒制、积极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 畅通技能人才发展渠道、完善技能人才参与分配机制等举措,持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产业技术人才队伍。
从民营企业孵化看,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孵化出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大量民营企业是由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制而来,也有许多民营企业是在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阶段转制而来。由国有企业 改制而成的民营企业通过完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扩大业务经营范围、主动开拓市场等多种举措,使得许多原本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进而在壮大企业市场主体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而且,民营企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始终与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上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并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获得诸多发展收益。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形式从业务合作扩展到资本合作,[5] 助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建立起更加全面的产业链合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所积累的技术经验和人才资源在客观上为转制后的民营企业奠定了有利发展基础。
二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同时将“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改革举措进行全面部署。[6]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 础和政治基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重要路径,也是确保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力量,还是确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重要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体制机制”作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首要改革举措进行全面部署,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7] 而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和 历史使命使其成为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性力量,[8]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 质生产力集聚的重要路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 展最为关键的因素,特别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着新的矛盾与挑战。于外,世界政治与贸易格局的转变以及中国人口红利在发展过程中的减弱,使得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于内,需求、就业、预期等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仍旧突出。现阶段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依靠科技创新来加以解决,而国有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9] 以中央企业为例。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23 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为 1.066 万亿,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 32.3% ;2023 年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为 10.2%,是全国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的3.86 倍。
就吸引和集聚各类先进生产要素而言,国有企业在创新链中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自身就拥有大量以科技创新资源为代表的先进生产要素。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中央企业拥有 104.5 万名专职 研发人员,占到全国的 1/5,同时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31名,占到全国的 1/7。[10] 国有企业通常位于产业链和供应 链的关键环节,不仅能够凭借自身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话语优势和平台优势,调动和整合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先进生 产要素,而且能够凭借自身的信誉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信贷资金获取、人才资源引进、创新要素集聚等方面占据更加有利的条件。进一步看,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共同决定着,国有企业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和坚定执行者,可肩负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责任使命。同时考虑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化组合,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集聚和整合先进生产要素的独特优势,从而为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夯实要素支撑。
(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确保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力量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首要原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领导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也是党领导广大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国有企业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 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其高质量发展是确保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力量。
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执行看,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确保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支柱,是党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就业问题、驱动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稳定的核心力量,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落实党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国有企业在金融、通讯、航空、电力、石油、天然气、冶金、化工等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重点行业,不仅承担着推动供应链平稳运行和产业链创新发展的责任,而且能够凭借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来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安全。进一步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其是国家意志的重要执行者和国家利益的重要维护者,能够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主动扛起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责任使命。同时,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意味着国有企业执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自觉性和可靠性,能够确保国有企业始终按照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来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部署。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23年,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2.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1%。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坚定执行者和推进者。
从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看,实现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党领导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客观需要。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企业实现形式的政治属性与作为企业市场主体的经济属性,[11] 共同决定其是党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标和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建设方面,国有企业不断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解放先进生产力,承担基础性研究与应用工作,并带动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在治理方面,国有企业始终将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国家的发 展战略与产业的发展重点紧密联系,成为各级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和市场秩序的得力助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践行者。
(三)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确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重要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 的第二条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性 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12] 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则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 值旨归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在财富创造层面通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来“做大蛋糕”,而且能够在财富分配层面 通过坚持按劳分配和改善收入分配秩序来“分 好蛋糕”。
从财富创造看,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着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所有,意味着国有企业用人民的财富致力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本然使命。[13] 生产是分配的前提,共同富裕是以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前提条件。国有企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拥有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而且能够在做强做优做大过程中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规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71.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17.1万亿元,利润总额从2012年的2.0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5万亿元。[14] 国有企业自身雄厚的实力是其助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坚实保障。同时,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15]
从财富分配看,国有企业不仅是财富创造的主力军,而且是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力量,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扮演着保障公平的重要角色。从初次分配看,国有企业坚持将按劳分配作为主要收入分配方式,对于维护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国有企业在初次分配中可以按照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通过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推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和外部冲击加剧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面临经营挑战时,能够凭借自身雄厚的综合实力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和确保就业岗位的稳定,从而助推中等收入群体的巩固与培育。从再次分配看,国有企业在缴纳各类税收的同时,还会以上缴利润、无偿划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13—2023 年,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14.3%,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1.5 万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万亿元。
三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路径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必须强化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担当,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
(一)提升国有企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当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通过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和激发创新活力,着力提升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争做科技原始创新排头兵,并从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布局等维度着手,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国有企业具有突出的科技创新优势。从企业经营战略来看,国有企业不着眼于短期利润,具备进行长期基础性研究的条件。从企业资源上来看,国有企业背靠国家,资金成本低、来源广,具有雄厚的基础研究设施与资源,具备进行科技创新突破的能力。从研发人员上看,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其本身较为稳定的工作性质对人才也具有较大吸引力,能够打造用于技术攻关的强大团队。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应发挥这些优势,提升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力。一是根据国家重大战略的技术发展需求,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二是深 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既要以“揭榜挂 帅”“赛马”等竞争机制优化科技创新项目管理,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又要完善国有企业内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容错机制,激发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要不断完善多元主体科技创新协同机制,鼓励支持国有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健全多元主体之间的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机制。
在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一是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全流程、全要素、各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以数智赋能的方式促进传统产业实现技术创新和模式变革。二是主动肩负起做强做优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责任使命,优化国有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布局,科学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重点,同时统筹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主责主业优势与不同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加快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既要重点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领域进行战略部署;又要加快构建未来产业链供应链,打造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丰富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的应用场景,完善未来产业的支撑配套系统,促进未来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壮大。
(二)增强国有企业产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力,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更好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理应发挥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资源优势,增强其产业引领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力,助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基础和有力支撑,[16]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目标。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方面,国有企业要增强其现代产业引领能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是做好现代产业链“链长”,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产业资源整合优势与资本规模优势,结合不同行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推进细分领域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融合,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加快形成现代产业集群发展优势。二是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把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做大,避免“脱实向虚”,助推新型工业化建设,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在分类分层分行业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上,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注重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 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重构,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循环体系。
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重点通过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等举措,提高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综合能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是以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来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加注重在规则、标准、管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二是加快实施国际化品牌建设战略,在确保产品质量和品质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理念,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产品品牌形象,以增强品牌竞争力来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结合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实际,创新国有企业在共建国家开展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模式,积极开拓国际“蓝海”市场,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有机衔接。此外,国有企业还应当以多元化投资方式分散地缘政治、区域风险冲击等因素带来的国际化经营风险。
(三)提高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支撑能力,助推国家经济安全维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并将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国有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占据支配地位,应结合自身的行业地位与比较优势,重点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水平入手,在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使命。[17]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以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切实提升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的综合能力。具体实践中, 一是充分认识到自身在维护国家发展安全中 的角色定位和责任使命,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重大风险类型和风险特点,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风险预防与管控体制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保障。二是将主责主业优势与特定领域国家安全保障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不同行业国有企业的国家安全责任,重点提高国有企业在国家科技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等细分领域的维护能力,同时健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维护特定领域国家安全的协同机制。三是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战略使命的评价制度,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提高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水平方面,一是着力破除制约国有企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性约束,加快打赢产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有效提高国有企业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应当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梳理我国不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明确国有企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目标任务,从而更加高效、更具针对性地提高国有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环节的掌控力和影响力。[18] 二是切实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重点通过深化产业协作、创新协同、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等方式,强化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加快打造国企民企共生共济的产业生态系统,共同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19] 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应当帮助产业链内民营企业,对其生产经营创新过程进行协调示范,并适时进行兼并重组与 战略性优化,同时充分利用国企对民企的外溢效应,在产业链内形成合力,针对高端人才引进、技术难点攻关、产业链组织架构建 设等问题进行协调,共同捍卫国家产业链安全稳定。
(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推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自身就具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作用,应当以持续优化国有经济空间布局为突破口,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为着力点,助推构建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一是应在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种业振兴战略方面扛起创新大旗,加快构建基于农村供销社的新型城乡流通体系,同时积极投资开发落后偏远地 区,探寻能够实现内生可持续增长的项目开发模式,更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二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公共设施情况,让人民对国企振兴乡村有充足的信心,同时创新村企合作模式,利用土地等生产要素形成乡村独有的市场价值,形成长效造血机制。三是利用国有企业的公信力与政策扶持优势,打造农业展示、交易与投资平台,以拓展合作模式,推动农民持续增收,同时争取在各帮扶区域内部形成基于区域优势的互补联动机制,以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面,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担负着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能,要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一是辅助中央、各地区政府部门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引导调整需求结构,保障居民就业形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加快助力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新基建,提升经济欠发达区域的中心都市宜居水平,同时完善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在地央企与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升中央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推动各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积极为人口外流地区创造人才“引育留用”的经济与就业环境,并以企业或集团为单位设立技术研究院,推动技术创新以及转化应用的速度,加快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四是积极创造促消费环境,助力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并带领其他所有制企业共同稳增长,推动经济形势整体好转。同时,作为“稳定”的代名词,国有企业应持续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稳定居民情绪与社会秩序,推动中国经济强势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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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WNLjQhMUSxJFPrD7q_Emzec3EP0VP3rNwcJNCNcZfkOcAOkqF53LXBQPNvC2UdA3UTDCD3H943XwKKtQvwfSEGuthPc7h-y5i5jKSLKTY4ptANaCRJr2JnnOTFEN7caggb-h0CFLk8mk3XSmdjwNvvHSBociXchVmG_zCpjzHO157Q9gEC7OghkAM6HhsrrnBy3iYvBpkPJ5c_MWdon3-3e25wxsO0NpsW1O7HAv1saKn0_3FrzhzNIAQFsEScp1pm6k4pJWpUbcAEp0lvZz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