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教授赵新宇与其指导的博士生张帅在期刊《学术交流》2025年第11期发表论文《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文如下：

［摘要］企业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理应成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中坚力量。通过从理论层面论述产业链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与问题挑战，可深入探讨国有企业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应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协同产业链分工合作以提高产业链治理能力。加快数字技术赋能以提升产业链数字化水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推动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从而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赋能增效。

［关键词］国有企业；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自主可控；产业链治理

一、引言

产业链现代化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来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对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已经成为“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对我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历史机遇、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至关重要。

企业是实现科技与产业结合的重要主体，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力量支撑。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强化其主体地位。国有企业通过深厚的技术积累与专业化资源整合优势，在加快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关键性的引领作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仅是国有企业的新使命与新责任，同时也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此，国有企业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成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与“顶梁柱”。2023年国资委党委召开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发挥国资国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支撑作用”。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方案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上的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成为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功能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目前学者们围绕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理论意义、影响因素以及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产业链现代化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通过对数字产业化、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等生产方式变革开展理论研究，探究产业链组织分工、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链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市场竞争效应、创新溢出效应以及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研究，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影响效果；在产业链政策方面，通过对比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发展趋势差异，为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整体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提供了总体政策思路。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对于微观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如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仍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尽管在实践层面国有企业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中已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相关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进程，对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优势基础和实现路径等问题，仍然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剖析。因此，本文基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国有企业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中具备的优势和承担的功能，进而探究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为更好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问题挑战

产业链现代化是产业链从传统到现代、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化结果，是产业链分工演进的必然阶段。从理论层面来看，产业链现代化是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分工组织方式对传统产业链进行改造升级，并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支柱产业畅链、新兴产业建链，使产业链具备创新引领能力、自主可控能力、高效治理能力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能力，进而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价值增量，落实到具体的经济主体上表现为“谁”来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的作用，承担带领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创造的责任，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生产与价值链地位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仅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构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环节。然而，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尚未达到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依然面临着产业链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运行效率不高、产业链附加值提升不足等现实挑战，制约着我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空间。

首先，关键核心技术相对缺乏，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不足。从本质上说，产业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形式，分工节点技术和关键元器件的供给对上游投入和下游流转的顺畅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8%，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科技创新活动已经实现了由“跟跑”为主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转变。然而我国在某些高技术领域依然存在瓶颈，尚有不少关键技术和核心要素依赖国外进口。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等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其中在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产业中，智能终端处理器进口比例为70%，高端专用芯片的进口依赖比例甚至达到95%。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产品、服务需求的能力，以及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向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发展的能力。对此，提升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实现核心技术上的自主突破、关键技术上的领先开发。与此同时也要意识到，自主创新并不等于封闭创新、闭门创新，也不意味着创新过程中完全没有对外交流和合作，相反，在自主创新中要重视与海外企业和研究机构等构建长期稳定的“产学研用”合作关系，建立开放式技术创新联盟。

其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产业链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流转顺畅程度。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不仅需要促进制造业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而且还需要提高数字金融、科技研究、管理咨询等服务型生产要素与制造业的匹配程度，从而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促进形成良性产业链生态系统。然而，我国产业结构较为分散，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链各个企业多专注于自身业务发展，并把非核心环节分立、外包给其他企业，缺乏对产业链、供求链各环节的整体把握与分工规划，易于陷入资源要素供给结构错配困境，降低产业链运行效率。此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依然采取分散独立的创新决策，科技创新资源、产业创新人才等创新要素在产业链间流动受阻，因而提高了产品创新难度。这都将制约高端产业链的构建，抑制产业链现代化的发展。对此，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要通过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协同平台，将各个企业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促使资金、劳动力、信息、技术等要素资源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高效流动，以提高横向和纵向产业链运行效率。

最后，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产业链附加价值偏低。产业链现代化是提升我国产业国际市场地位的必经之路。现阶段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尚未改变产品生产附加值不高的状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自身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迅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这种传统发展模式下我国仅从事加工制造、产品组装等中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和中间品则需要大量进口，产业利润中来自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比重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结构性转换使我国实体部门陷入横向“价格内卷”与纵向“链条内卷”叠加的双重困境，导致企业普遍依赖低价竞争以维持市场份额，并推动成本与利润压力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进而抑制整个产业链附加值的提升。对此，我国要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牵引为依托，引导企业从蓝海市场零和博弈转向技术迭代创新与品牌价值培育，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整体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水平。

三、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基础

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建设面临创新能力不强、运行效率不高、附加值提升不足等问题。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既要立足于我国新发展阶段，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同时又要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增强产业全球竞争力。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我国国有企业具有履行国家战略使命、引领科技创新、协同产业链治理的核心功能，能够充分发挥规模优势、资源优势、组织优势，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成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完善产业链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一）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

首先，国有企业在担当国家战略使命中发挥“引领者”作用。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具有全民所有的产权性质和产权关系，这在法权层面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权利边界、责任归属以及利益分配关系。具体来看，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行使所有者权利，国有企业则是政府实现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发挥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国家队”作用，将自身发展与改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谋划与推进，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使命，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是产权关系的延伸和具象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对此，国有企业要落实国家战略使命要求，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从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的薄弱环节和现实需求出发，解决战略必争领域技术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等问题。

其次，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通常来讲，政府公共部门、科研单位以及企业都是从事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国家实验室、公立大学等公共部门的研发成果主要是发明和创造，但不是创新。一种新发明只有被推向市场或转化为成熟工艺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为生产当事人带来实际经济利益时，才能称为创新。此外，民营企业也难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往往具有高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在发展初期面临成本高、投入高、收益期长、盈利能力弱、融资难等问题，这会削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实现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完成从发明到创新的“惊险一跳”，同时还要吸引更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投资参与。相比于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国有企业才是引领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公司实体，能够从市场结构、工程可行性等需求角度对技术进行取舍，跨越技术供给与技术需求之间的鸿沟，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技术商业化”的完整创新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担当国家战略使命过程中，可以基于企业资源和优势领域确立明确的研发方向，不断加大基础研究、原创技术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最后，国有企业在产业链现代化中发挥“链长”治理职能。我国国有企业较多处于产业链上游以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掌握核心专利、关键技术以及关键资源，并拥有向下游终端市场提供完整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从而在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能够有效组织并协调整个产业链高效运作。在资源驱动型产业链中，国有企业是战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应链上的“稳定器”。国有企业紧扣主责主业，维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需平衡与价格平稳。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协助中小微企业有效应对产业环境变化冲击，释放全链条稳定供给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在市场主导型产业链中，国有企业拥有品牌、渠道以及规模需求优势，通过组织实施产业链重大投资项目，创造可置信的规模市场机会，明确新产品、新技术市场预期，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在技术主导产业链中，国有企业以技术控制为纽带连接上下游企业，通过有效利用行业技术和人才资源积极提高纵向整合能力，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化水平。

（二）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现实基础

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具有规模优势，在产业体系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一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核心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我国工业基础薄弱、部门职能缺失等问题，我国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活动各领域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格局，成立包括鞍山钢铁、中国一重、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在内的一大批国有企业，为推动国家工业体系建设奠定了产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持续增加工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推动工业总量快速增长与工业行业结构优化。在传统行业领域，推动钢铁、石化、建材、机械、汽车、电力装备、医药等工业部门深度转型。在新兴行业领域，实现航空航天、高速列车、电子信息、生物、深海探测、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部门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在优势行业领域，促进移动通信、语音识别、核能发电、掘进装备、国产大飞机、特高压输电等跻身世界前列。在未来行业领域，部署量子计算机、纳米制造、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等前瞻性产业，多个领域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当前，我国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工业行业生产能力，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我国国有企业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的战略发展和安全，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支撑力量。

其次，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资源优势，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资金优势来看，国有企业能够在产业链中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空间重构等，为产业从创新研究到产品商品化、再到产品生产服务全过程持续“输血”，进而提升资金链与产业链融合水平。由于国有企业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等非经济目标，更容易从政府部门获得技术创新研究所需的资金，因此国有企业能持续地对高投资、高风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耐心资本。从研发投入来看，“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速度为6.5%，2024年总投入达到1.1万亿元，连续三年超过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已达到2.79%。从技术优势来看，国有企业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丰富技术经验和自主研发能力，牵头组建一大批国家级研发平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及创新联合体等研发组织，是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力量。以中央企业为例，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央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数量121.6万项，发明专利有50.5万项，其产业化率达到50%以上，专利对外许可、转让和作价入股合同超过3500项，专利运营收入超过了100亿元。从人才优势来看，国有企业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并通过人才培养与引进，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央企业拥有104.5万名专职研发人员，占全国1/5，同时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31名，占全国1/7，构建起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为实现自主创新、技术赶超以及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本。

最后，国有企业具有组织优势，能够构建深度分工合作的生产网络体系。我国国有企业能够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形成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产业链分工组织，通过发挥组织优势集中联合，打通整个产业链与创新链，实现联合技术攻关与整体产品架构。从内部组织整合来看，国有企业往往具有完善的技术机制、组织机制和使命导向机制，可以通过整合内部资源要素，构建组织生态，提高技术核心竞争力，以保障产业链内主要参与主体能够从组织、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信息与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作为集团企业，可以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异质性高的子公司之间开展知识共享、技术关联与产品内部交易，保证局部产生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在其他部门自由流动。此外，国有企业集团还会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活动，使得子公司能够依据自身资源、技术基础、市场环境等内外部情况，对自身发展需求和经营策略进行组合，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管理。从外部组织整合来看，国有企业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往往占据着产业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依托网络布局，国有企业可以融通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以及民营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形成了体系布局、协同攻坚、重点突破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关键共性技术与前沿技术突破。不仅如此，国有企业还具有更多的专利技术，能够规避国外专利和标准限制，发展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套技术及装备，取得行业的技术领导，打破国外技术标准垄断，增强我国相关产业技术治理能力，促进行业知识吸收、技术集成与市场化应用，奠定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实现路径

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链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国有企业作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拥有独特的市场规模优势、资源获取和整合优势以及组织功能优势，能够通过协调整合政府、公共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和各种资源，优化产业链分工、对冲创新活动高风险与长周期、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治理水平、促进产业链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中承担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系统地推动我国产业现代化进程。

（一）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产业基础能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的保障条件和综合实力，涉及技术创新、资源共享以及基础设施三个维度。从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一方面国有企业应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与资源整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利用技术引领优势与组织优势，探索原创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研究成果和技术应用互动发展模式，在产业链层面构建企业间科技协同研发的创新网络，降低产品技术研发的试错成本、创新知识获取的信息成本及科技成果转化成本。从提升产业资源共享能力来看，国有企业应探索构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试验基地和大型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平台，通过利用服务平台跨组织、跨层级和跨领域的灵活调动特性，打破市场垄断，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金融科技、数字信息等资源整合以及共享使用。作为平台公司监管机构，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探索国企、市场、公众等多主体之间的互动路径，加快推动产业资源共享的制度规则和平台标准等统一互联，为政府和市场力量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地结合提供坚实基础。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国有企业应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机制，积极开展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产业现代化转型和生产力积累。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要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对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例如，国有企业可以推动交通、能源、水利、物流等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点，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空间共用。

（二）以技术创新突破为动力，着力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

产业链自主可控涉及产业链关键技术自主和核心环节可控以及提高产业链上企业相对于国内外同行企业技术优势两个方面。对此，从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突破来看，国有企业应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通过整合多元化创新主体以形成产业链创新集群，形成科学统筹、集中力量、机制优化的攻关合力，为原创性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保障。国有企业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促进产业链技术研发和生产环节向上延伸，从而缓解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周期过长造成的生产压力，提升我国产业链系统性创新水平。国有企业应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与业绩和贡献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和人才动能；应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按照分类管理、因类施策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应完善人才引进机制，推行市场招聘、公开竞争等制度，建立去行政化、高度自治的国企人才库。

从产业链技术优势提升来看，在供给侧方面，国有企业应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中间品供给质量和附加值水平，提升产品与产业链供应链的高度适配性，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布局，进而实现产业链现代化改造。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要进行技术储备，通过先进的技术引导开发新产品、搜寻新客户、建设营销渠道、拉动市场需求，增强企业在新市场上的技术领先优势。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提前预判，将自身产品和业务快速拓展至新市场，从而提升新产品营销效率。在需求侧方面，国有企业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在与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过程中培育隐形冠军企业、提升品牌价值。此外，国有企业还应提高全球市场渗透能力，通过并购重组、跨境合作等模式构建国际化运营体系，实现属地化产业链与品牌服务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我国产业链的技术优势。

（三）以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提高产业链治理能力

产业链治理是指产业链上各利益主体为协调行动、规范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与组织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治理能力，不仅要在宏观层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更要在微观层面促进上下游企业间生产过程、产品特性及市场信息的充分共享与对称，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与协调能力。对此，国有企业应承担多重使命责任，推动“有效市场”治理和“有为政府”治理有机结合，协同产业内各类市场主体，提高产业链治理能力。

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协同平衡多元目标，构建目标分层管理体系。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其兼具政治、经济、社会三重属性而内嵌了多重使命和多元目标——既要贯彻国家意志、履行社会责任，又要追求经济效益和市场效率。这些使命要求源于不同的制度逻辑，各自拥有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合法性基础，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在多元目标间寻求动态平衡。因此，国有企业要依据公司类型、行业特点和制度环境，对多重使命的相对权重进行调整，建立差异化目标分层协同体系。具体来看，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应遵循市场逻辑，以经济效益为主导，通过自由市场的价格信号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应遵循国家意志，以战略功能为主导，推动国有资本向军工、国防科技、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等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构建安全、稳定、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在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和公益性领域，国有企业应遵循社会逻辑，以公平可及、托底保障为主导，将保障民生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确立为核心目标，确保社会效益的优先实现和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通过产业引领等方式促进产业链中各类主体的有效交互，使分散的拥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知识的企业集聚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共同生产，从而形成稳定的生产技术以及大规模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的交易技术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采取柔性化的组织形式，避免产业链组织出现官僚化、程式化倾向，以提高产业链协调效率并实现最佳的资源整合效果。

与此同时，我国形成了一批以“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为特征的“小巨人”企业，这些“专精特新”企业是我国产业链分工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产业链高端构成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创新资源“鸿沟”，创新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产业链协同的困难程度。对此，国有企业应通过技术扩散和资源整合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援服务，减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本，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同时，国有企业还可以将生产研制项目外包给中小民营企业来完成，并通过人才交流、资源共享、资金支持等方式扶持民营企业构建完整生产体系，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共赢格局。

（四）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提升产业链数字化水平

当前，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全球竞争力制高点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产业链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中起到引领带头作用，以知识、数据、数据分析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为驱动核心，提升产业链数字化水平。

从强化产业链数字化主体地位来看，国有企业应聚焦核心数字技术重点方向，构建并完善多元化数字技术研发体系。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打造数字技术创新联合体，着力突破关键技术节点和堵点。对此，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影响力，整合数字技术创新资源，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还可以积极争取财政补助、财政贴息等财政资金扶持，发挥财政资金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继续巩固并不断扩大现有数据资源优势，确保我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国有企业可以争取政府公共数据开发权限，构建公共数据、国有企业数据与其他社会数据的融合创新的大数据资源库。同时，国有企业还应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整合行业数据资源，促进数据在不同产业链间的流通和共享，提高数据资源的时效性和数字要素配置效率。

从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来看，国有企业具有数据生产开发和多场景应用能力，可依托自身组织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搭建产业数字化平台，打通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壁垒，提升产业链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此，首先，国有企业要立足于数字技术优势，精准掌握所有生产环节的具体情况，并将生产数据进行集中汇聚、存储、应用与共享，构建形式多样、产业协同共进的数字生产性服务业，精确匹配生产性服务要素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其次，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数字规模优势，打造应用新场景、完善应用新生态，强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培育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数字化产业链。再次，国有企业要凭借数字信息优势，准确获取目标市场消费偏好，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快速产业化和大规模应用，有效缓解产业链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保障。

（五）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促进绿色低碳赋能产业链转型

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特征体现。国有企业实现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关键是要解决好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和创新性问题。从结构性问题解决来看，首先，国有企业要推动高耗能行业的绿色转型，优化产业布局和资源利用，推广资源可循环生产模式。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建设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平台，促进产品回收和再制造发展。其次，国有企业应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强化工业产品绿色低碳脱碳管理，优化仓储作业流程，建设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体系。再次，国有企业应探索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氢能储备、智能电网以及智慧能源管理等重点产业，构建多能源互补互济、协调优化的产业供能体系。最后，国有企业要构建绿色高效的货物运输体系，不断完善综合运输网络，大力发展以铁路、水路为骨干的多式联运，持续降低运输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实现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从创新性问题解决来看，首先，国有企业要因业制宜，加快行业低碳节能实验室建设，加速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扩散与迭代升级。当前，我国中央企业两批共计56个项目入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能够对产业链上下游绿色化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其次，国有企业要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生态网络。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将环境指标纳入公司管理考核体系，并建立第三方环境绩效审计机制，确保考核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建立供应商分级赋能体系，通过对供应商进行动态绿色评级，推动采购订单、优先付款等向评级高者倾斜，从而将内部标准转化为外部规则，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最后，国有企业应关注国家知识产权法规，健全绿色技术知识产权合作体制机制，推动关键核心绿色技术与国外优势资源合作向纵深发展，为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开展绿色贸易、寻求绿色创新资源提供便利。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应提高在跨国协同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避免跨国合作中的法律纠纷，实现产业链绿色低碳化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知网。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crJ0BckwPM7XRK30XELUC2obN9gzkqf_pe2be4bMAUJZdoDPBs1kJzt3pdgH22zeNByRv6uICnkfnN8hECMuJpeBdA6g6T2Aoxkf1-LYMniqHpoERzF5OxnAQXtTcQ60Rz6Q4yMxW2QOK21e66glj_3Muk5UgSESEaI_70PRNx0A1DogPBnH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