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圆满结束，各界对中国“后奥运经济”走势的争论也迅速升温，国内政府机构、学界、国内外市场研究机构都参与了这场分歧很大的争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次贷危机引发的信用危机冲击美欧市场、全球性通胀挥之不去的背景下，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是否会在奥运会之后随全球经济之大流而暗淡？在多种矛盾之下，中国经济政策将如何调整？相关的形势判断不仅影响到中国政府的下一步政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应对决策。因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
奥运会对中国经济只是一次非决定性的“扰动”
对中国“后奥运经济”的争论和担心，大部分起因于“奥会魔咒”——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在奥运会之后出现下滑。希腊在2004年、澳大利亚在2000年、韩国在1988年，经济都在奥运会后出现下滑，西班牙在1992年奥运会后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
“奥运魔咒”是否会在中国重演呢？据中国银行对1960年以来主办国在奥运会前后经济的研究，结果发现，“奥运魔咒”的影响大小与主办国经济体的规模密切相关——如果是大国家，主办城市在全国经济体中的比重小，奥运会的影响就小，甚至没有，如美国在1984年、德国在1972年的奥运会就是如此；如果是小国家，而且主办城市的经济比重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很高，影响就会比较大，如首尔、悉尼，占全国人口和GDP的比重都超过20%。
北京奥运会和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十分庞大，2007年，中国的GDP已经接近25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在当年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四。北京占中国GDP的3.7%，北京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1.4%。按照上述对奥运会经济影响规律的研究，即使考虑到北京奥运会的影响范围大大超越北京市，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这个结论近乎于一个常识。
对于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我们在过去的《战略观察》中已有过分析，它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局部“冻结”——较大范围地关停工业企业、大规模的物流和交通受阻、部分服务业活动受到限制等，这些系统性因素影响到中国在奥运会期间的正常经济活动。然而，即使考虑这些因素，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对中国经济运行的一次“扰动”（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因此，所谓中国的“后奥运经济”，实际上关注的仅仅是在奥运会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让我们一切回归根本吧，应该更多关注的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固有因素，而这些因素存在于奥运会之外。
从目前国内对“后奥运经济”的争议来看，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本身并不是的目的，大家最关注的、也是在努力博弈的，还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现在，欧美经济衰退的阴影越来越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也十分明确，最新披露的部分数据显示经济转弱的信号——如工业增加值数据增幅回落，居民收入增幅下滑，PPI涨幅创下12年新高，实质投资增速放缓，电力生产增速下滑，企业盈利增长大幅下滑，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看法越来越多，这对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调整造成了很大压力。
比如，当前货币政策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正在加大，要求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吁正在增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后，货币政策应该优于财政政策，首先被用来发挥刺激经济的作用，而中国货币政策也仍有放松的空间，包括信贷额度的放松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等。
近期市场流传甚广的摩根大通的一份政策报告也披露，在中国政府准备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中，包括了继续放松货币政策，而美元走强、通货膨胀继续走低这些因素，将为政府在今年晚些时候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放松货币政策提供良好的环境。虽然这些刺激方案难以证实，但典型地反映了当前的市场心态。
国内市场人士也预期，如果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迹象更加明显，资本转而流出，存款准备金率存在下调的可能性。有国内商业银行的人士甚至预期，如果货币政策转而放松，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也会优于利率，成为央行首先下调的工具。
很显然，货币政策已成为各界对中国“后奥运经济”博弈的焦点。胡锦涛主席日前在韩国介绍中国经济情况时，坦率承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大压力，遇到了经济困难。因此，对中央来说，也面临着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如何放松的问题。
但在我们看来，对今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不需要过分悲观。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维持了同比10.4%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阴影下，这仍然是难得的高速增长。相对于去年，中国经济增速的确放缓了，但不要忘了，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完全调整了宏观政策的基调——从2007年底到2008年7月，仅仅半年多时间，中国的紧缩政策已经基本转舵。保持稳定、较快的经济增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当前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对于决策层而言，越是在政策博弈激烈之时，越是要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形势，以免政策出错或者调整失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虽然美元近期出现转强、油价和商品价格下降，但全球通胀的阴影仍然十分浓厚。最近，在部分国外汽车市场、钢铁市场都出现了加价现象，这正是全球通胀压力的表现之一。在中国经济依然可观、人民币仍有升值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对通胀的威胁应该始终保持警惕性，不能过早、过度的放松政策，人为制造出未来通胀恶化的“催化剂”。因此，在后奥运时期，谨慎判断形势、微调宏观政策，应该成为宏观政策部门把握的原则。
奥运会后国内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将会加速
北京奥运会延缓了部分改革政策的出台，资源价格改革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判断，奥运会之后，国内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将会加快速度。
首先，国内经济走势放缓和通胀水平持续走低，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供了空间。数据显示，在宏观调控措施之下，总需求已经得到明显抑制：1-7月，剔除价格因素后，投资实际增速已降至17%，低于去年同期的19.33%和年末的17.93%；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这是自2007年3月以来最低增速；而出口增速则已连续8个月低于进口增速，且在外部需求增长受阻和内部政策调整（包括税收、产业、技术、汇率等）双重影响下，出口将继续减速；实际消费增速降至13.12%。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至10.4%。此外，自5月份CPI数据从4月份的8.5%滑落至7.7%后，CPI数据一路下行，7月份为6.3%。虽然价格改革与经济走势、通胀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目前的经济环境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供了腾挪的余地。
其次，价格机制扭曲使国内资源型产品的供需矛盾剑拔弩张。根据中电联统计，今年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10.91%；与此相对照的是，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同比仅增长8.1%，已连续两个月低于10%这个标志性增速。据外电估计，目前至少有14个省份实行临时拉闸限电，合计电力缺口可能达到3600万千瓦，占中国整个装机容量的近5%，已接近2004年夏季电荒时4000万千瓦的水平。
实际上，在四年多的宏观调控之中，“煤电油运”一直是重点投资建设领域，但为什么瓶颈问题仍反复出现？这不是简单的供应能力不足或投资不足的问题，而是市场价格机制出现了问题。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也承认，“电荒”如此严重的关键，在于今年电煤价格的不断上涨加剧了“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价格管制，造成了石油、化工、电力等上游行业的全面亏损，进而上下游行业间利润的正常合理分布被扭曲，上游行业被迫采取消极办法应对，加剧“煤电油运”的严重局面。在缺电严重的山东省，截至7月29日，有1/3的电力机组因“缺煤”、“维修”等借口停止运转，重要原因就是煤电价格扭曲。
此外，政府行为和官方舆论也在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造势。6月19日，国家发改委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自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8月19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宣布将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提高5%，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政府正在加速改革电力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市场化改革作铺垫。与此同时，国内官方舆论也开始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造势。奥运会正式结束的第二天（8月25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就刊登文章，指出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实际上，中国早已明确了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制定了石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电价改革方案，建立了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能源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随着奥运会的结束，通胀压力的减小，中国对能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将会加速。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将会面对因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而来的成本增加的局面。
短期内不会形成“热钱”大规模流出的局面
近几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之下，大量国外资金流入中国。据我们了解，在中国经济放缓之时，热钱是否会大规模流出？这是决策高层极为关注的风险问题。央行副行长苏宁近期在接受最新一期《中国金融》杂志专访时表示，外汇资金大量流入，导致外汇占款大幅增加，不仅加剧流动性过剩的矛盾，加大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出现集中流出而冲击经济的风险。”苏宁的表态显示出决策层高度关注热钱“大进大出”的风险。
事实上，这并不是监管层第一次对此进行提醒。在央行于8月15日发布的2008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罕见地强调要“防范外汇资金大规模流出”；而细观央行在8月14日公布的新“三定”方案，“防范金融风险”则几乎是其“潜台词”。而六月份外汇储备新增部分低于外贸顺差和FDI之和，让不少市场人士惊呼热钱外流。一时间，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似乎在中国的决策层及部分市场人士的头脑中重临。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恐怖。6月份的实际外汇储备新增约为745亿美元，在扣除贸易顺差、FDI、汇兑和利息收益后，当月不能明确的外汇资金净流入约为344亿美元。7月份的外汇储备数据虽然尚未公布，但从已经公布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数据看，7月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约3339亿元，高于6月份的2166亿元，结合历史同期数据变化趋势看，7月份的外汇流入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从海关数据看，除了6月份出口大幅下滑到17.6%这一令人担忧的水平外，但7月份出口再度反弹至26.9%。FDI数据也显示，7月份为83亿美元，高于2007年的最高单月数据，在2008年中也处于较高水平。另外，根据国际权威机构EPFR的统计，2008年7月，与其它亚洲新兴市场那样流失资金十分不同，全球新兴市场基金中流向中国市场的资金正在持续增加。
在后奥运时期，热钱会大规模流出中国吗？这里需要界定什么是热钱。如果指的是捞一把就走的短期金融套利资金，由于中国严厉的资本管制，这种短线“热钱”其实一直都不多。毕竟欧美那些“金融大鳄”都必须遵守投资所在国的法律，犯不着冒险。因此，进入中国套利的外资机构资金，并不表现为典型的短期热钱，恰恰相反，大都是相对长期的“冷钱”。这些资金都专注于股权和资产项目投资，流动性一般都较差。只要人民币汇率低估，存在套利机会，这些套利“冷钱”还是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然后购入中国的工厂、大楼等资产，很耐心地趴下来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我们看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是由中美生产率差异所致，而非行政之手可以任意扭曲，只要中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那么就不会看到外资大幅流出的局面。
近期美元反弹，似乎有加大热钱流出的可能。但以美国目前脆弱的经济，暂时还难以推出大幅加息的紧缩政策。而从中国下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放缓的势头来看，外贸出口增速不可能大幅下降，外资还是会通过贸易项目流入中国。另外，美国“债券天王”格罗斯近期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被低估了1%～3%，这意味着，美元资产迟早会有一轮大调整。他给投资者的建议是：买进商品出口国经济相关债券，或者“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的资产。谁都知道，“金砖四国”中经济最强劲的就是中国！格罗斯的言论可以说是代表了欧美顶尖机构投资者的看法，因此在可以预见的一两年内，资本项目下的外资流入趋势很难逆转，中国恐怕还是国际资金的主要栖身之地。
未来有没有外资大规模流出中国的可能呢？有这种可能。但必须有前提，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让人看不到希望，同时恶性通胀造成人民币币值在现有汇率下严重高估。资本如水，总是追逐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和地区。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大麻烦，那么大规模资金流出是必然现象。但是，这种情况短期内似乎难以出现，起码在一两年内不大可能看得到。
奥运后出口实现20%左右的较快增长仍然可期
后奥运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就在于外贸部门会以怎样的趋势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综观奥运前的外贸运行状况，虽然今年前7月出口增速仍高达22.6%，比年初很多研究机构的预估要乐观很多，但与2007年相比，出口增速的放缓则比较明显（2007年前7月出口增速为28.6%）。不仅如此，因为出口数额是以美元计价，有研究显示，如果刨除掉美元贬值和出口产品涨价因素，出口的实物量增长可能只有个位数。此外，前7月外贸顺差累计比去年同期下降9.6%，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今年外贸顺差规模的缩减将对经济增长做出“负”贡献。
可以说，奥运前我国的外贸形势虽然不如去年乐观，但也未让我们过度失望。奥运会本身对外贸的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我们却应对奥运会后出口所面临的风险作充足的准备。在诸多的风险中，下半年外部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疲软将成为我国外贸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美国经济的糟糕状况早已为世人所知，住房价格的持续下跌、信贷紧缩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很可能已令美国处于一个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虽然美国二季度GDP实现了同比增长1.9%，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实行的一次性财政刺激政策。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零售额出现5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这意味着财政刺激对美国消费的推动可能已到尽头。此外，美国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继续减少51000人，当月失业率达到5.7%，为2004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财政刺激的“药效”过后，下半年美国经济如果能够避免陷入衰退已属万幸。
面对美国经济疲软的压力，数月来一直表现得很有弹性的全球其他经济体也终于开始明显放缓。第二季度欧元区GDP收缩了0.2%，这是自1992－1993年欧洲整体经济衰退以来，欧元区15国整体GDP首次出现萎缩。其中，德国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0.5%，为近4年来首次出现萎缩；法国第二季度环比也下降了0.3%。在欧洲之外，日本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0.6%，这是日本经济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作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美、欧、日经济增长同时大幅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的迹象，将令我国外贸出口在下半年承受更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在我国出口中表现抢眼的新兴经济体目前也遇到了很大麻烦。此前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以及部分东南亚经济体为控制高通胀已经频繁加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之时，持续加息对经济增长的紧缩政策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似已成定局。
作为全球经济低迷的一个表象，全球贸易的紧缩状况已经开始，这已在一些开放型经济体得以明显体现。继数年的贸易顺差后，韩国及中国台湾7月开始出现了贸易逆差，中国香港6月份的出口也意外收缩。同时，菲律宾的出口还在持续下跌，下降的棕榈油价格也开始对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的出口形势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中国出口能够独善其身、不受一点影响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为应对如此糟糕的外部经济环境，政府已通过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等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来支持出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奥运后我国外贸的景气状况。不过在具体的外贸政策方面，我们认为政策仍将会体现“有保有压”，而不是一味的支持。“保”主要是针对国内更易受成本影响的、对劳动力就业极为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如政府奥运前就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以支持此领域的出口；“压”则主要指对“两高一资”行业出口继续打压的政策，如对钢铁、焦炭等出口退税的取消或出口税率的上调。
总的来说，虽然奥运会后我国的外贸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在政府调控政策的支持下，出口实现20%左右的高速增长仍是可以预期的，因而我们并不需要对此极度悲观。而在全球经济可能遭遇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期的时候，怎样减少国内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怎样更大程度的启动内需并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才是管理层最应该关心的。
体制改革应该在奥运会后重新引起重视
目前国内对后奥运时期的关注，主要集中经济问题上。然而，政治体制及体制改革问题在奥运会后将不容忽视。早在17大时确定下来的诸多改革问题，在今年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后，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现在应该重新纳入议事日程之中了。巧合的是，今年也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似乎暗示从现在开始，中国将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展望奥运之后，中国有哪些制度方面会有较大的变革？
在我们看来，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领域。去年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上为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提明了改革方向，也注入了推动力。在中国实体经济组成中，财政体系的效率实在难以令人恭维。在中国国情下，与财政及与财政相关的实体经济部分，至少高达GDP的25%-40%。这意味着，只要中国财政效率能够大幅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也能够随之提高。在日渐深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财政体制表现出了种种不适应。如当前作为财政收入最大组成部分的增值税，就好像中国公路运输中的收费站一样，大大降低了经济整体效率。
财政体制问题还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中。2008年以来，中央已经或多或少有一些与财政体制改革相关的政策措施出台，如发改委下放转移支付的审批权力，财政部下放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的审批权力，在四川地震之后，还将增值税改革的试点在灾区加以实施。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的话题，也在土地价格不断下跌之下，成为公众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们相信，在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逐渐达成市场共识的基础上，一些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可能在未来逐步出台。
行政体制变革将是体制改革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2008年，行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上开始迈出重要一步。中央部门开了头，地方政府面临着如何跟进。长期以来，地方与中央在机构设置上“上下一般粗”，中央是“大而全”，地方则是“小而全”。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同构”，再加上中央财政对地方资源分配的控制，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难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改革空间。未来，如何突破过去的“职责同构”局面，创造性地寻求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路子，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奥运会只是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它会起到一定的“扰动”作用，但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就此而言，奥运会对中国时间只有时间节点上的意义，不会形成中国经济下滑的转折点。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周期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依然主导着中国经济运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奥运时间，中国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将重回常态，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领域的推动，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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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