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教授讲座实录（根据录音） 2002年7月1日下午2点，应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来吉林大学讲学。在吉林大学南区逸夫图书馆报告厅作了题为《现代经济学在美国》的精彩报告。 （以下根据录音整理） 徐传谌（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今天，世界华人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博士应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的要请，来我校讲学，让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下面请，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宋冬林博士致欢迎词。 宋冬林：各位老师、同学们，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地要请到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博士来我校作《现代经济学在美国》的学术报告。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对钱颖一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钱颖一教授生于中国，1977年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现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我们知道马里兰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汇集了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些学校，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有十几位。钱颖一教授有幸在这几所大学接受现代经学的训练，并且执教多年，深得现代经济学的真传。这证明了他本人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钱颖一教授主要从事的是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外的一些顶尖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和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经成为海内外华裔中青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钱教授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经济学最新发展动态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的绝好机会，必将使在坐的各位收益非浅，也必将促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此，我预祝钱教授的报告获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徐传谌：钱教授的报告是《现代经学在美国》，讲学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左右，给大家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提问，总的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钱教授给我们讲学。 钱颖一：这是我第一次到长春和吉林大学来，但是对东北并不陌生。1970年我曾在黑龙江的嫩江地区插队。20多年前我和在坐的大家一样。我是在北京长大，大学我学习的是数学，出国以后，兴趣逐步转到经济学，所以在国外的将近21年就是在学校在渡过的。主要是想根据我这些年亲身的一些求学和教学的体会讲一讲，我会讲一些我所了解的体会，讲一讲我直接的感受。在刚才介绍中说我是华裔经济学家，我不仅出生在中国，我现在仍然是中国经济学家，因为我是中国籍，所以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基于三篇我写的论文，其中有两篇在国内已经发表，另一篇在这个星期将发表。这三篇论文，其中一篇是《经济学科在美国》，一篇叫《理解现代经济学》，都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面，那么还有一篇叫做《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发表在这个星期即将出版的《经济学家茶座》第9期。我的网页上也都有，所以可在网页上查到这些内容。 这几篇文章的背景，我想在现在讲这几个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生很大变化，加入WTO后，经济全方位变化；第二个方面是经济的全方位教育。因为我讲的是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教肓现在提出要办一流大学，也存在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经济学正好是在经济和教育这两方面的交叉之中。这两方面的内容我主要讲四点： 首先讲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因为这是我在美国求学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简单的从教科书，学习上不太容易看到。 第二讲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 第三讲一下经济学发展的前沿，不是面面具到，而是想通过一些介绍经济学的发展，阐述一下它的一些规律。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是什么样的。 大概介绍四个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现代经济学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据我了解，经济学这个词在国内有广义和狭义，以及大经济学和小经济的概念。比如我们有经济学专业又有经济学院、经济学科，那么我想说明的是在我的演讲中经济学是指经济学科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大经济学的概念。在国内有两个分法，两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它下面包括很多的二级学科，也就是说在我的演讲中包括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技量、金融、财政、政治经济学等，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下面坐的这些有些可能是老师，他们不是在经济学系。最后会讲到国外和国内在学科设置上会有区别，至少在经济学科的内涵上是一致的，比如说金融。我现在在这用的经济学科一词，在国内通常用的是经济学。这是有历史上的原因的。我自己在这定义的现代经济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这是一个纯粹描述的取向，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首先，我想讲讲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经常在跟国内的一些学者交流中发现，分为一些派别等，这就引起我想到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原来的西方经济学最开始时，80年代初叫做“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判”这样的课开始，这基本上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比较侧重不同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凯恩期如何，或者说新凯斯和理性期学派，它非常强调这方面的差异，作为思想史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必须把每个人贡献说清楚，是非常驻重要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你要了解学习，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就非常不适合。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学80%是共同的，它们的观点可能最后不同，或很多结论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它最后的一点点不同，把它给夸大的话，就会使我们不会真正理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什么样的，也不会说最后能运用这些分析进行创新，因为你只知道最后点结果或只是某个概念。而美国经济学基本上没有流派这个课了，经济思想史课除哈佛外别的学校都没有这样的课了。虽然遗憾，但也说明这不重要。而整个基本训练强调是基本的分析框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根据我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任何学过一年西方经济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往往有时，一些经济学家不太意识到，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交谈时，他们会说这是你们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角度，首先假定，经济学家能接受的假定非常少，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而社会学家则有很多假定，经济学家的假定很少，但非常一致辞。第二，是一种均衡的状态。这一点很多非经济学家不理解。他说很多情况下不幸均衡，你们为什么要说是均衡呢，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最后是着眼点即效益，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研究问题不同，着眼点不同，使经济学家能看到事物后面的东西，例如，投资人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要给小股东以保护，给他们更多的权利，对这样的问题，非经济学家认为已给了他们更多的权利，就剥夺了经理的权利，而经济学家则认为没有这个保护，经理要么做不上，要么只做小经理。即为效益概念，而这不是直接能看出来的。所以视角是很重要的，也经济学家所独特的。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也是我体会最深的。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首先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曾经说过：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第二个是科斯定理，是说如果交易成本是零，则产权的配置与经济效益无关；第三是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是说公司与企业的价值与企业的融资结构无关，即与股本无关，这三个定理很重要，且直接看，其均与现实无关，甚至于不对，但为什么重要，因为，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因为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准。例如物理学的一些定理。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从那里出发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所以要从最基准的开始。可以使你一下深入到最实质的部分，使你理解的有效率。我记得，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助于不再迷信定理，其次，可以不再认真对待定理。我们的一些记者写的虽感人，但缺乏参照系。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工具”，这些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我想强调的是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其好处是其包含内容很大。美国人的直觉很准，微积分很重要。第二例是萨缪尔逊的重叠代模型。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其与第一例是不一样的。第三例是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和梯若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银行挤兑模型。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如果别人去银行，则你也去，而别人不去则你也不要去。从这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可以马上到最核心的地方，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这些例子说明用工具可以很快找到办法，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会接受，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这种范示到底如何看，可能会减少多样化，但这框架用处还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提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在国内，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数学无用论，甚至阻碍经济学发展，另一种是数学至上论，认为，经济学好的标准就是看数学难不难，这种看法不奇怪，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先学好数学再学经济学，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很多人80年代出去的均是如此。我认为这两种观点我比较折衷。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首先看一个理论文章，数学可强迫你写清前提假定，第二类论文主要是实证性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性的，在这里数学也很重要，第一是可以写清自变量，即使定量之前，第二数量化可以进行比较，用统计方法，用回归，比如企业转制。再例如企业上市，还有可能上证的上市公司上市前要比上市后业绩差，不能马上得结论。 至少有两种论文不需要数学，第一种是初步猜想的，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我举两例。第一例是张五常69年张五常在有关佃农制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后来，斯蒂格利茨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和梅克林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前面的工作往往是后面大家都作了之后而变得更加清楚。下面讲第二例子是法玛在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所以需要一个竞争的经理市场，后来霍姆斯特朗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考虑对他们的激励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这篇文章出来后又引发了几百篇文章，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同样道理你的想法是重要的，但你不能停留在那，因为真正的科学的发展是需要有可测的，人们可以再作的，以上的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前与后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一种对立关系。第二类文章是“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三个杂志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里面多数是数学模型，而该学会的《经济文献期刊》和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这里的文章都是研究前沿中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这样的文章有很少的数学模型，但是这都是对前面的综述，一般的学生在作论文往往是从这样的文章开始，里面的分析是很好的，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型的论文，另一种杂志是《经济展望期刊》，里面都是一些介绍性文章， 庸俗经济学庸俗在抽象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资源配置。后来历史的发展很有意思,就因为它抽象掉了这一部分,因此就可以集中地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所以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就可以不考虑企业内部是怎样的,其他的制度安排是怎样的,只要假定每个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来看资源在市场中是如何配置的。由于这样的抽象才使得研究这个问题成为可能,否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这样的抽象只能使研究局限在资源配置方面上,而改革中出现的转轨问题、政府问题、制度问题等都不能够解决。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的出现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中超越资源配置问题的其他问题的研究中,这主要是因为理论与现实不同。举个例子来看,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很多漂亮的理论说明自由贸易的好处,但在现实中即使在美国,很多问题用纯经济学都解释不了,要考虑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很多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实现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也很难用纯经济学来解释。我们知道改革需要企业转轨,需要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也需要改革,但改革措施出台后,往往都让经济学家失望。由于理论和现实的不符,所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新政治经济学又出现了。历史的发展很有意思的,19世纪是政治经济学,19世纪末是经济学,时间到了20世纪末,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这不是简单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螺旋式上升,它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出发点不同,它是实证的。它希望搞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如农民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为什么得不到关注,这里有政治原因,所以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实证的出发点并不影响得出规范的结论;第二就是与现代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分析框架,现代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类分析工具。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人的利益决定。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竞争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资源游说、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布莱克(Duncan Black)早在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而奥尔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 我刚刚谈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局限,一个是研究范围太狭窄,另一个就是太数学化了,还有一个就是假定太局限了,特别是关于信息,人的理性的假定。我现在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带来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起步。心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经济学中某些有关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如股票市场人的投资行为很难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如买菜,买衣服的行为很容易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但有些行为用效用函数则很难解释,如人们经常拖延,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但是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行为金融学就解释了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 经济学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新理论中包含以前已有的旧理论,并不推翻原有的旧理论,而是把旧理论进行演化。有人说,由于有了非对称理论所以推翻了对称理论,这样说是不对的。还有就是新理论的发展运用了原有的分析框架。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的理性,均衡分析都抛弃掉,而是作了一些改变,但运用的分析框架还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看到,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不是革命式的变革,而是渐进式改变。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流派时,我们往往看到是一个学派推翻另一个学派的斗争。我们在考试时,往往要把每一个学派的内容像归纳段落大意一样的把它写出来,这样的方法不利于真正的理解经济学。我们说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把政治因素引入就把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推翻,我们总是假定没有政治因素时,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引入政治因素,再看它是怎样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这与一个流派推翻另一个流派的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反差。我们来举个例子,爱因斯坦力学是对牛顿力学的革命性变革,但为什么爱因斯坦力学得到广泛的接受了呢?这主要是因为它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它可以解释牛顿力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即使在这种理论的革命式变革中也存在这样的发展规律。我讲这个例子的用意就在于我们在学习其他学科时,也要看到理论的发展是遵循这一规律的。 但经济学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或体制来发展的呢?这就需要我们来了解美国大学的经济学的教育模式问题。 首先我们先从国内大学的经济学科的教育模式谈起,一共有三种模式:一种就是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以前的综合大学模式,在经济学院中设有经济学系,这通常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种模式就是经济学科完全设立在管理学院或商学院内;第三种模式就是经济学科分设在几个学院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设置就属于这种方式。每一种模式都利弊参半,这些模式的出现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当时的学科设置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后来经济要进行改革,经济学科的设置模式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美国的院系设置。首先,美国的院系设置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二是要考虑学科建设的要求。美国的学科设置跟我国的三种模式完全不同。首先,我国大学内学院的数目往往多于美国的,而美国只有一个核心的学院叫做文理学院, 文理学院一般分三个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部。这个学院是最核心的,因为它面对的是本科生而且也是培养博士生的主要学院。 国内习惯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统称为文科。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很不一样的。人文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而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在中国,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和国际接轨是最好的。很简单,在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以后,全盘照搬西方的数学、物理。文、史、哲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与西方的距离相去甚远。而在经济学方面,我们缺少数学基础。经济学既用社会科学的框架,也有数学的模型和经验的验证。 看一所大学好不好,首先就要看文理学院。美国的很多知名大学的学科都是不健全的,但是它们都有核心的文理学院。 这个核心之外是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的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这些职业学院通常只招研究生（也有例外，特别是工学院）。美国不少大学的管理（商）学院是研究生院，没有本科生。如果本科想念管理（商）的话，可以主修经济学。经济学不仅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而且在一所大学里也是举足轻重的学科。所谓重要是说，相对其它学科而言，它的教授人数比较多，主修的学生也比较多。经济系在文理学院里是大系。相对而言，经济学科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会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学科，这也增强了经济系在整个学校中的地位。经济系内部又是怎样的呢？在美国，一个系是一个行政单位。虽然经济学科内有多个分学科，但经济系内并不正式划分数研室，只是有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领域”（field），比如，宏观、理论、计量、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等。通常每一个领域每周有一次研讨会（workshop或seminar），请校内和校外的教授来讲论文，比如宏观研讨会、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等等。如果某人经常去某个研讨会，那末他就会被认为是那个领域的了。由于任何人可以参加多个研讨会，他可以同时属于多个领域。 比较国内和国外对经济学科内的领域设置，需要特别澄清什么是金融学的问题。我发现国内和国外对金融学（finance）这一领域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国内学生说他是学金融的，到了国外会发现他学的在那里不被称为金融。相反，在国外是学的金融，在国内又可能不叫金融。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仔细地分析。 首先，国内所说的金融是指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是当时的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人民银行说我们是搞金融的，意思是搞货币银行。第二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研究的是国际收支、汇率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凡是以“国际”打头的专业招生分数都非常高的，更不要说加上金融二学了。这两部分合起来是国内所指的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宏观金融”。有趣的是，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叫做finance（金融）。而国外称为finance的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在计划经济下它被称为公司财务。一说公司财务，人们就会把它跟会计联在一起，似乎只是做做表格。之所以应把corporate finance译成公司金融而不译成公司财务，就是因为它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财务，还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这在计划经济下是没有的；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里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台起来是国外所指finance，即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微观金融”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便清楚了。国内学生说自己是金融专业的，他们指的是宏观金融，但是按国外的说法，这一部分不叫finance（金融），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些领域。国外说的finance（金融），一定指的是微观金融。在美国，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通常设在经济系，而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经济系也会有一些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因为这一领域与微观经济学，特别是产权和激励理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很多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都是经济系毕业的。北京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按照国内的说法当然是学金融的。但是在美国，他们学的就不叫金融了。可见在金融这一领域，国内和国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 我认为美国的本科生教育特色不明显,但有些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一方面就是在报考大学时不报考专业,而我国在报考大学时报考了很多专业,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美国的通才教育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市场的变化是很快的。如果一个人的专业过窄,就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情况。例如,我国的会计学科分得过于细碎,有交通会计,工业会计,金融会计等等。另一方面美国的本科生学业负担不重,不像在国内学生的课时很多,但美国的学科设置比较精炼。因为课程设置精炼,所以教师上课时就会集中主要力量。国内的经济学科设置在两个极端,一端是不太接近现实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端就是技能性很强的外汇精算。而在美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下面我来谈谈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我国的教育模式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主要受欧洲的影响。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系的博士项目每年招大约20—30名学生。第一年是标准化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每一门课要上一年。这些课程的考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课程结束之后，大约在5月、6月或8月、9月，有一个综合性考试（又称资格考试），考这二门的内容。这是在美国念博士的第一关。一般给两次机会，第一次考不过，还可以考第二次。这将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学习。这是作为一个博士生基本知识的考试，通常得分B以上才能通过。考卷上不写名字只写代号，以保障评卷时没有偏向。考分也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考试是要淘汰人的，有时刷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与此相比，很多欧洲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教育中没有这种考试。第二年选两个领域的专业课，一年后也要考试通过这两个领域。由于是分领域，这一阶段的考试人数就比较少了，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闭卷也可以口试。可以看出，头两年的教育模式是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要求学生在写论文以前都受到一致的基本训练，并达到一个基本的专业标准。第三年起就要开始写论文了。在美国，学生要找导师，导师也找学生，是“双向选择”，有一个“内部市场”。学生并不是找定一个导师，通常要找三个导师成立论文委员会，当然主席是主要导师。比如你想写一篇理论上借助博弈论工具来研究中国改革的论文，那么你可以找一个研究博弈论的，找一个研究转轨经济学的，再找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这些人的优势，又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搜寻”方式也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惑，有时中国学生不知该怎么办，因为国内那种一个导师对一个学生的关系显得比较简单。在美国,博士生教育没有学制问题,几年毕业都可以,这依个人的能力而定。在欧洲和国内，博士论文答辩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要把外面的人请来。这一点美国不一样，没有仪式。重要的是你的导师们决定你能不能答辩，他说你还没准备好，你就不能答辩。有的学校则要先通过“论文预答辩”（thesis proposal）。而论文答辩本身只是个形式，贴个布告，谁爱来谁来。多数情况下除了几位导师以外，没人来。美国的约束机制不是在论文答辩上面。一是靠答辩前导师们的把关，二是靠事后的市场机制，学生毕业求职时，由市场来检验质量。虽然美国的博士生教育与我国有很大不同,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由于制度不同造成的。 近年来，欧洲的不少大学在试图改革，向美国模式靠拢。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欧洲大陆两个地方由从美国回去的经济学家办起了“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传统方式，师资主要招聘美国毕业的博士，用英语教学，移植美国的考试、淘汰方式培养经济学博士。欧洲的其它大学中尽管也有归国的留美学生，但由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数不够多，还谈不上在整体上推行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我讲的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美国是什么样子;其次我想说明背后的道理是什么;第三是想说明跟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联系. 所以，我想通过我今天（的演讲）对我所理解经济学做一个概述，我没有讲一个具体的专题，但对他理论分析的框架，数学分析的作用，发展前沿不仅仅是讲前沿更重要的是对它的规律，及它的教育体制是如何传授这些知识的，做出一个概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提问部分： 张万成（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我想请教一下钱教授，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一篇优秀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钱颖一：做论文在博士教育中是非常核心的，我刚才讲博士教育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基本训练、基本课程，后一部分就是论文。从我自己做学生的体会，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前期的课程，另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在国内可能比较欠缺，就是把课程程引入研究前沿，讲的课程基本上很少有教科书，多数都是论文的汇集，而且不光是论文的汇集，因为任何一篇论文，我在国内发现有些（学校）开始讲授这些论文，他把一篇论文的公式都能完全无误的领会出来，但是它就是不知道这篇论文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学生，特别是数学出身的人容易犯的错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是说第二年的课程引入专业领域，讲论文一般都不是在黑板上推公式，这些东西学生自己都会，主要是告诉学生这篇文章讲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什么是它的贡献，它什么地方还有欠缺，通过上这个课告诉你什么是现代的前沿问题，你自己去看，这是第一环。第二环是什么呢？就是导师的直接作用。你有(前面所讲)这些东西就开始想，开始看文献，你有初步的想法就去跟导师谈，导师的作用是干嘛呢？并不是给你出题，而是帮你去掉你做不出的题，或是无聊没有意思的题，这是导师非常重要的责任。在国外指导学生，学生和导师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每年，主要的学校像前十名的经济系，我待过的几个学校，25到30名博士，大概有35名左右教授。所以这样的话，你对学生负责的角度很重要，当然，我不能说所有教授都负责，有些教授不负责，至少我的教授是有名的负责任，像 ，他顶多比我大十几岁， 都是他的学生，就是写《博弈论》教科书的，他负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每星期下午和他谈一次，半个小时说完你的想法，他提意见，说你的东西，或者说做错了，或者说人家已经做出来了，他经验的告诉你，指点你什么东西，不是帮助你。你和导师这样来回过招，就使得你的（论题）非常具体。中国学生，特别是中国男生，往往是题目太大，太不具体。我昨天和吴敬琏吃饭的时候，他说他的学生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要做国际经济模型，没有范畴，这个没有关系，你可以想得很高，问题是你做东西要非常具体。顺便说一句，现在国外的论文已经没人写书了，都是论文，基本上三、四十页，不像政治学，社会学。一上来就说什么问题，已有文献是什么，你解决什么问题，很清楚，或者是理论，很具体，在指导上也是要消除你过大的标题。我现在的同事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论文《 柠檬市场》，他告诉我，这篇论文怎么写的，1965年，他博士毕业后到伯克力，他当时已知想研究什么呢？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失业问题，他认为凯恩斯的结论是对的，但是理论基础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理性预期芝加哥学派攻击凯恩斯，这也是由一定道理的。但是他认为凯尔斯的东西没有微观基础，当时他有很多想法，当时一个最好的想法就是信息不对称，当时他想出这个来，后来他毕生也在捉摸失业问题，但实际上他写了旧车市场。你说这种文章放在我们这，谁愿意去研究一个旧车市场？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太小了，我要做大问题呀。可偏偏就是旧车市场的这个例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旧车将好车赶出市场。这篇文章（争取）发表了四、五年，很多出版社都拒绝，1970年才发表。后来引起了普遍重视。现代经济学文章都很短，二、三十页的论文，没有书，阿克尔洛夫至今没有写过书，唯一的就是论文集。三种情况写书，教科书，或者把你的观点写成书，后者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书。一些著名的论文都不是引得书，像凯恩斯的书、熊彼特的书，都是论文，因为它的框架基本上要这样。数学系论文最简单，5页纸，为什么？因为所有定理大家都知道，而我们需要三、四十页，写博士论文也是一样，在市场上，写很多文章都没有用，只看你一篇文章。下面回答有好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好多学校要求硕士发表三篇文章，在核心期刊还有一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严要求。当时开一个会，一个美国教授风趣的说，他说可能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说你们这的学生都是天才，另一个是说你们这的杂志期刊水平太差。另一个是与这个相关的，说我们这儿的学生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经常想把自己的论文投出去，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找博士的时候，特别，明明白白的说，不要看你这个，就是因为他觉得论文在这上发表，水平并不高。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要改掉，当时我讲完的时候，有学校学生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改掉、去掉，我们这里论文还是有一定优越性的，我就是想告诉大家，美国学校并不看重这部分论文。在美国，准备论文，三年时间，这是平均时间，完了以后到发表又三年时间，六年时间才出一篇论文，所以有人出上百篇论文，让人看了不太理解，我很理解，说明（两国情况）不太一样。（还有）说多少本书，经常有人你写了多少本书了？我说很惭愧，到现在一本还没写呢。这就是双方很不一样的。 李红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问：在美国的金融监管的模型中应该说已经很完备了，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失败的案例？ 钱颖一：他那个模型像我们说明的重要的是什么呢？即使是银行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坏帐都没有，也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说银行有多少坏帐，他的模型是说即使银行没有坏帐也不行，所以这就为银行监管提供了一个技术依据。那下面就说怎么监管，现在大家比较一致，除了特别极端的说法，认为就是政府，就是市场是有，但政府也离不开，比如你刚才所举的市场的监督，会计、审计等，背后也是也是有政府。因为政府在美国要加强的是关于监管。美国的事例就是说明，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监管非常复杂，也说明即使是美国，他在制度上也是不完备的。现在有人说，美国都不行咱们也不用管了。这就好比是别人感冒了咳嗽两声，你马上觉得自己的心脏病、癌症都好了很多一样。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所以第一，人家怎么改的，成功的地方还要学；第二，不要迷信，不要说人家的东西就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做还来得及。比如说会计制度，美国以前是基于规则的会计制度，很多其他国家是基于原则的会计制度。美国觉得自己的好，国际、像欧洲也觉得自己的好，美国还看不起。两星期前，我看到国会的一个研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剩下的那四个中的一个，美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他的总裁说，他现在认为基于规则的会计制度有其优越性，但超出其范围的就没有办法，基于原则的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也在改，政府的监管也在改。 晚上座谈会的纪录 问：现在国有企业存在一股独大现象，我们可不可以将这种普通股转为优先股？ 钱：是呀，包括你们所说的转为优先股，再搞就是债转股，以前是股转债，一样的道理，因为债券是没有投票权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削减国家的控制力。但是削减国家控制力又不想损害国家收入能力，或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国家）心理比较舒服，又得到权，自己还有一个性质上的股票，这个股叫做优先股，实际上是没有控制权的，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国家在所有的企业中永远可以拥有30%的优先股，我们不就是叫它税收么，叫所得税么，这个所有的企业都有。 问：现在（国家）放弃控制权，转为优先股，这种方法可不可行？ 钱：可行，当然可行。你说政治上可不可行，还是经济上可不可行。如果说在经济效益上讲，一般认为，要把国有企业国家控制力冲掉的话，基本原因是政府干预是造成企业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而且是被很多事实所证明的，那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减少有各种方式，直接的私有化是一种方式，对吧？这个在中国有很多制度上、政治上的约束，不能这么做。还有一些，比如一个办法是股转债，但是说这样的话（国有企业）负担太重，那怎么办？我可以搞优先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但是又不减少它（指政府）的收入，表面上不改变它的性质，因为按照现代企业理论，控制权是重要的，但这个里面经济学家可以做一个文字游戏，说我们还是以我们以往的产权，谁有收入权，谁有所有权，按照现代理论，谁有控制权，谁有所有权，这是文字游戏了，不重要了。邓小平讲的最清楚，最彻底，外国企业来，我们怕什么，我们还不是税收么？他脑子里早就想到那30%就是我们的优先股么。这个就要回到那些所有私人控制的公司，效益是怎么样的。因为那些公司都有优先股，这些优先股不一定是国家拥有。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国家股东，是优先股东，这些可以分红，国有股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正好是反过来的，国家把控制权拿出来，但是给你优先股，但是你优先股就要是真正的优先股呀，就是别付完了债务以后，职工的工资付完了以后，分红的时候先分国家。 问：关于所有者激励的问题，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激励问题？ 钱：投资者不需要激励，因为投资者投入的是自己的钱，讨论代理就是经理人问题，因为经理是玩别人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所以股东不需要激励，他的激励是自然的。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中国问题很复杂，经理如果已被激励了，原因是他已经有了实际的控制权，我很同意，实际上他们很多是滥用职权，但是问题是我们，因为是国有，政府人员本人不拥有所有权，他是代理，你的问题不是所有者激励，他是代理人，不是所有者，他实际上是代理人的激励问题，你说的基本问题就是，中央代理人它不同于其他的商业代理人的重要差别是他是政治人物，这些人自己是干部。所以有人说，这些人的目标是与一个纯粹是市场经济下商业代理人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说这个十多年前就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早就有人提出过，就是能不能在不改变最终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改变中间的这些机构，或者是基金，或者是投资银行，通过这些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个是十多年前，80年代末的时候，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1987年就提出过，但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后来东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实行，他本身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这样的代理人，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不考虑理论上是否可行，他们的升迁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样，即使经理人的激励问题解决了，这些中间代理人的选拔还是个问题，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公有制下，很多人相信不可能派出这个因素，就是说你现在找不到这方面的例子，你可以试，但你要知道这里面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的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人事任命问题。对一个人的激励很重要，一个是他的现金收入很重要，但是对于选拔一个人，让他干那个工作，给他控制权，现在是组织部做人事任命的决定，组织部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是不是搞好国有企业，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国有企业）当然是有希望的。现在问题我反过来提，国家拥有企业有什么优势？有什么东西是私有企业做不好而国家能做好的？就是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问题。我可以理解历史的遗留问题，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历史遗留问题都属于过渡性问题，。如果说我们最终就是要国有企业，那你给我讲讲有什么道理？ 问：钱教授，你认为我们的改革是大方向正确，细节存在问题，还是大方向上就存在问题？ 钱：这么说吧，很难用“大方向”和“细节”这样的词来概括。就是说，如果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的方向，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是就像中国现在一样，也是市场经济方向，事实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可以说有些对，有些错，但是不存在超离各国现实情况的通行做法。比如在俄国，给定他当时的政治环境，当时的制度约束，也可能他没有别的出路，有可能，当然有人会说他可以做的更好一些，但是有可能并不意味着可以做的像中国一样好，因为他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用这么抽象的、只是一个“大方向”和“细节”可以概括的，比如说他的私有化，很多人说私有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益，而是为了政治上的改革，这是一种。你说这个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但是至于对不对，这个有争论。有人说不需要这样做，政治上也不会逆转，当然，这种历史上的东西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就发生了一次。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私有化并没有给他（俄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很多人认为这是值得的，这个值得是因为它导致了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改革的不可逆转性确实是发生了，没有走回的路，要继续改革下去，但是代价很大，但是值不值得，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值得，有人认为不值得。第二，人们发现现在经济学家确实认为私有化是改革企业的灵丹妙药，但是事实上，苏联、中国、东欧实施都说明，国有企业不管私不私有化，都够呛。真正搞得好的是中小企业。在波兰，在匈牙利，之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的）好，后来发现，真正给经济发展支柱力量的是新生的中小企业，而不是私有化后的企业。俄国之所以后来不好，原因也是没有新生的小企业，这和我们东北的情况很相像，中国和苏联的情况不一样，但中国有一块和苏联很相像，这就是东北，我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很相近。所以在这一点上，为什么说即使私有化了也不行，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整个企业还是原来老的，虽然私有化了，但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还有就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人们发现，原来就是这么大的国有企业，做改革，化了很大力气，也许在经济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和非国有企业发展分离开，你这边之所以很多下岗职工解决不了，就是因为那边（非国有企业）没有起来，而那边起不起来和政策确实有关系，这不能否认，东北的政策确实确实和南方有很大差别。所以俄国这几年普京上台以后有很大改变，就是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大大下降，他们现在是24%，大企业33%的税收，中小企业有两个选择，或者交所得税，或者交8%的销售税，可以选择。它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启发，而中国搞得好，并不是因为中国私有化或者不私有化搞得好，这个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中国新兴的非国有企业起了非常主导的作用，还成为了整个经济的支柱。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俄国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启发，就是这两年，2000年到2001年，这中间有很大变化。 最近几年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为救国有企业也是一种方式。表面上使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有一定上升，就是通过债转股等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权衡工人下岗静坐闹市的概率对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带来的成本，也要看看手头有多少钱，钱也有很多用处，或者是救国有企业，或者是建设吉大，等等。加在一起，说这个起作用或不起作用，加入WTO我觉得经济因素起很大作用，这是肯定的，当然这里面人的观念也有关系，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内部管理问题，根本不是产权问题。现在有人认为期权是激励公司经理人的神丹妙药，结果现在很多问题就处在期权上。一个问题是公司经理人不是木头人，他们都很聪明，当股票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知道期权的价格变成零了，他把履约价格（strike price）往下调了，所以尽管市场价下降，实际上他们的期权价格还照样是不亏。你可以说这个使公司治理结构失灵的问题，因为做在董事会上的人自己都是这种经历，你让他这样做，他也让你这样做。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期权在会计里不计为成本，所以都不反映在公司报账的成本里，但是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成本，发给经理工资，这是成本，可以减去的，但发给他期权，因为还没有实现，所以就不计入，但这些钱是不得了，上千万的，一旦给他，加上他们在这种手脚，出现很大问题。所以研究范围就要扩大一点，控制权力还包括改变期权价格的控制权，所以这里面包括说是不是对称，刚再说的优先股的问题，就是诚心使它不对称，给国家剩余索取权，不给控制权，这就是不对称。但很多时候不对称会出现问题，很多人忧虑的也是这个。都对称的话，很难想象现在的公司能这么大，都对称，每个股东都有这样的权利，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不对称在里面。 问：钱教授你说在基础设施产业，比如煤炭，这些行业如果把政治因素省略掉，仅仅从效率角度考虑，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在这些行业存续？ 钱：这也是看，因为事实上，这也是随实际情况，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在美国，以前水电、通信都被认为是这样的行业。现在通信不被认为是这样的产业，电网被认为是这样的产业，发电不被认为是这样的产业，所以由于技术的变化使得无法对行业做这样准确的划分。说美国是最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是国家所有的。第一，被恐怖分子炸掉的世贸大厦，公有的，纽约市政府拥有；第二，所有的美国机场都是公有的，不是航空公司拥有，市政府所有。为什么，如果说有历史原因，那所有的塔台控制员都是政府所有。你说航空公司是公有的，塔台控制员是政府人员，为什么，当然和美国原来的军事考虑有关，但美国的军事工业又不是公有的，中国就很难想象军事工业不公有：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工业要公有，这不是第一条么？我们常说的几个必须要由国家所有的行业，其中有一条关系国家安全的要公有，这很自然哪，但我马上就给你找到了刚才的反例。但是你要想，它有一套安全措施，而我们没有这套安全措施，必须用所有制的办法才能把信息控制住，所有制控制信息的很重要因素，因为你有所有权，这不是没有道理。所以美国911以后把机场所有的安检人员都换成了联邦的，把它公有化了，这都变化了。美国现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监狱应不应该公有，在我们看来，监狱当然应该公有，但仔细想一想，这并不是很明白的道理，监狱为什么一定要公有呢？就像学校的食堂，我们以前觉得当然应该学校办了，但现在包出去了。当然现在论证下来，监狱公有还是有它的好处，承包出去有问题。 问：美国的公有企业经理人是怎么激励的？ 钱：公有或者说国有企业有一些弱点，有一些强处。弱点就是激励比较弱的时候，对市场的反映创新比较弱，但有些行业的创新一时并不是那么重要，像供水、垃圾，就是一个基本管理问题，不像电信创新那么重要。像监狱的问题，之所以觉得公有的好，就是利用公有低激励的好处，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激励约高越好的，机场和安检如果私有化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激励太强了，拼命要赚钱，以至于他不顾及社会的外部性问题：监狱犯人爱跑就跑了，安检拼命降低工人工资，机器也比较落后。所以激励并不是越强越好，像在大学里面，有的时候激励不要太高，否则就忽视了培养人的创造力，有的时候知识追求分数，所以有是故意要把教师的激励放低。我们以前觉得一些单一的，像信息，交易成本越少越好，信息越对称越好，我们都可以找出反例。有些情况下使交易成本越高越好，就是要信息不对称。像上次我讲是不是有了互联网信息就越来越对称了，我认为这可不一定，互联网使真信息传达的快，加信息也传达的快，甚至更快，因为机会成本低的人，造假信息的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你低，所以你的信箱里的垃圾往往比真信息还多，可以造各种各样的假信息。所以技术的改变并不只是单方面的，而是有很复杂的意义。 问：怎样看十五大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的突破 钱：至少我觉得99年中央的那个文件还是挺清楚的，有进有退取决于什么行业，竞争性行业原则上不再继续国有，但是有这么几个，和安全有关的，公共设施的，高新科技，支柱产业，其中最模糊的就是所谓的支柱产业，什么是支柱产业都是人为定义的。这个问题就要把它想清楚，一个是我们都要承认，这里有一个历史上的过渡问题，过渡的时候要付成本，再一个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楚，这只是遗留问题，我们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过渡。如果只是认为是过渡的话，比如竞争性行业，不讲特殊性行业，比如书店等等，很多无法论证它对国家安全有什么影响，也无法论证是支柱产业，这样的行业，用现在给我们的限制，也没有继续留下的必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下处理不掉，我没有办法解决下岗职工，或者没有办法解决债务问题，那是一个过渡性问题，没有必要再去想其他的搞好的办法，包括汽车，这也是竞争性行业。当然，有些像刚才提到的公共设施，国防安全，这些是有必要考虑的，就是在国有制的条件下，不让它亏损太多，损失太多，但是对于其他行业，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撤出的问题。 问：怎样看待社会保障问题 钱：我提醒注意，社会保障不到位，你的社会动荡概率就很高，社会保障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个是金融体制问题，现在大家争相破产，你破谁的产，破国家的产，全世界都没有这种现象，很简单谁都愿意破，所以国有企业、社会保障、金融体制这三个问题是套在一起的。国有企业不解决，金融体制不可能解决，社会保障不解决，国有企业也不可能解决，所以，很多人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口，解除你的后顾之忧。遗憾的是，我个人认为辽宁的改革是有问题的，他根本不知道社会保障是怎么回事，认为只是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根本不考虑长远利益。这样社会保障，国有股减持收到阻碍，完全停止了国有股减持，社会保障基金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包括俄罗斯私有化后，照样国家还得补钱，很显然政治家必需做的事，管你私有化不私有化，工人下岗是个问题，该补贴就得补贴，没办法。现在四大银行专业化，怎么专业化，现在还要靠银行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很重要。这个理论是套在一起的。实际解开这个扣，并不是没有办法，因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在90年代初还看不清楚，十多年来，有东欧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有些问题比较清楚，十五大报告对企业所有制并没有很大突破，是99年五中全会关于体制改革的，一个大的突破在我们看来就是有进有退，战略调整等，但是仍然坚持国有企业要党管领导，承认国有企业要按照公司制办法和标准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制，但又加了现有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及党领导人事，党管干部的原则，所以二者直接冲突，这是实质。 问：对国有股减持中有人提出缩股的办法您怎样看待 钱（大笑）：是呀，分国家的钱谁反对，当然支持，这不用他想，谁都能想出来。但是，没持股的人不一定分得到。 问：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钱：计量经济学在微观领域非常重要，前两年的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就是在这方面作了贡献。为什么重要，因为计量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主要是通过宏观计量模型，所以国内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宏观模型，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80年代初是非常可行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管理经济的东西，不需涉及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即使搞计划经济的人 也很难对此产生反感，认为这是技术问题。但是后来这样模型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后来主要的计量经济学都是微观的，考虑各个不同的市场，而不考虑宏观市场。不是利率、就业和通货膨胀，不是这样的变量。而是微观变量，某一个产业、行业，如金融劳动市场，转轨中的金融改革等。这里就提出一系列的计量方法，主要依靠微观计量经济学，现在是用处最广的。一是需要更多的经济学知识，这方面比较欠缺，宏观把单个方程写出来就全有了，但微观往往需要从基础理论推出来，二牵扯到很多数据问题，宏观数据收集的比较多，但微观数据收集的很少，往往是不能通过统计局而是要自己单独设计的，这方面没有。还有计量经济学技巧的限制，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家多数是统计学家，不知道很多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技巧。象变量选择的偏差，统计学里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搞生物的话就可以作可控试验，可是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严重考虑任务与改革变量对业绩是否有影响，都有一个选择偏差问题。选择上市的企业都不是随机的，由经济学问题产生计量经济学，因此经济学很重要。三，数据问题，从来没有认真的调查，去作系统的收集，几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发展。对微观来讲，也有影响，但是，研究者可以制造问卷来加以调查。如果你想调查贪污受贿问题，无需直接提出问题，可以问“你认为你同事会收多少钱”，运用很多办法才能收到准确的信息，再通过其他办法加总。统计其实更是一个工具，需要估计、检验，过去都是很复杂的计算，现在有计量经济学变得很简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它。作可控试验需要样板，给定一个假定，看看会导出什么结果，再换一个假定，会出限什么结果，这是经济学的一方面，作一下模拟，宏观里面也有，不是模拟，但也是把几个数据带进去，出来的结果是否和想象中的一样，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问：经济学帝国主义您怎样看待？ 钱：因为经济学家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太强有力了，能透过现象看很多间接的东西，而且出发点也很现实，对人的假定，资源、制度技术的约束，都是比较理性的行为，所以经济学家经常被认为不讲道德，只讲逻辑和效率等等，这些工具确实很强，他不仅对分析经济问题有用，对分析政治社会和法律现象也很有用，用经济学分析要生多少小孩是非常有用的，但决定其他因素就不太准确，在特别少的变量中这种分析视角走得很远，但是如果影响因素很多，很难度量时，就无能为力，其他学科应该学习经济学，我们说每个人是自私自利的，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可利用它来分析相当大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学习其他的，我觉得特别好的经济学大师都是非常关注学习其他科学的。比较狭隘的经济学家不太关注，但我认识的大师都是非常关注的。当然在设计课程上有这样的缺陷，不是特别注意其他的学科。这次教学改革，我认为应该学一些基本的法和政治学的知识。但是有一个倾向是，原来由于发展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学在一个层次上，这时我就很犹豫，再引入这些东西容易把思想搞乱了。所以在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框架没有学懂前，还是先不要多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但不是说他们没有用，因为经济现象确实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等。我没说经济学家都是毫无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只是太强调效率了，但不是都不关心收入分配，他们会说为改善收入分配，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前年12月，讨论辽宁的社保方案，我和施蒂格利茨都来了，体改办请的都是经济学家，社会保障部请的产联的，双方打的很凶，尽管经济学家都不是极右派，施蒂格利茨比较倾向左，包括他都和朱镕基说这个方案完全不考虑效率，只是一味地讲大锅饭，全保最好，不要个人帐户，施蒂格利茨说我们不是一群不在乎工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人，但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个成本太高，完全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效率高的办法达到同样目的，这个其他学科说不出这样的话。经济学家对效率确实侧重，当然有极端的人完全不在乎社会公平，但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在乎的。 问:在一篇文章中你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划分,我国的市场经济目标无疑会是好的市场经济,您提出在我国渐进的改革过程中,实行的次优的政策,那您认为多长时间我国才能进入好的市场经济,在这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钱：这个东西不能预测多长时间。这种试错法和比较渐进和演进的，一个最简单的攻击方式试你怎么能保证能达到最优的。你爬山觉得比较高，但你怎么知道是最高的，看上去高，实际上最高的在那边。这是一种通常的方法。没有人可以保证，但是第一，不是说这个是最好的，但在给定条件下，别的比这个更不好，他是最不坏的。还一种说法，你实际上在试验时并不是在黑暗中。你有很多倾向性，你知道美国什么样，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什么样，知道各个国家的经验，你并不是在黑暗中，实际在试验中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其他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作社保试验时，提出的很多东西都是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来说明，社保美国并不是好的例子，有很多负面东西。讲时并没有说一步到位，所以，即使是一步一步的，也是将现在的经验都包括在内，因此达到好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能性就比我们预期大的多。这其中政府是国企中扮演什么角色和政府在整个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是连在一起的。我的文章《市场与法治》中提到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差别，不仅仅是一个有市场价格一个没有，但是本质上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变化，要由原来的当事人变成后来的裁判。这是一个根本变化，国有企业只是其中一部分，那里政府控制是通过所有权控制。但不表示不是国有制政府就不可以控制，可以通过规制和监管等照样可以控制。这是一个大问题，国有企业是一个特殊现象，在这个定位上，南方的许多省如广东做到很好。我88年到广东，那边领导想得很清楚，所以94年顺德搞政府改革时，和他的国有企业转制、乡镇企业改革是一起搞的，他脑子想得很清楚，我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所以是偷偷摸摸搞，搞4不，不宣传、不报道、不总结、不上报。搞的很成功。所以如果要究死胡同，只想国有制这一件事，想不清楚，我不清楚在东北这些领导是不是想清楚了，没想清楚有很多原因，这的国有企业负担比别处重，容易将其注意力只集中在国有企业上，丧失了比较大的视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