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吉林财经大学原校长宋冬林在“现代新国企研讨会”上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如是说。
在他看来，创新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应当持续聚焦于原始创新，实现“0到1”的突破；另一方面，则需要强化制度创新，在此过程中，需要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勇于探索的氛围，并需要建立一种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宋冬林认为，在勇于试错、敢于容错之下，国有企业才能充分创新，“如果大家都躺平不愿出错，国企创新就永远不会实现。”
在宋冬林的观点中，国资国企改革的落脚点，在于让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以及提升核心竞争力。
他还提到，国有企业应积极扮演“耐心资本”的角色，并引领民营企业及社会资本，共同超越短期利益的局限，积极投身于中长期产业布局，特别是在那些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发挥带头作用，吸引并汇聚更多企业进驻，共同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此次“现代新国企”研讨会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指导，《国资报告》杂志社和澎湃新闻主办，上海市国资委协办，于8月15日在上海外滩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的质量和效能，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新三年计划”），标志着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正式启动。
今年6月，宋冬林在《发挥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一文中提到，“新三年计划”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向着“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以及“打造现代新国企”的方向进行了调整。
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行部署。
《决定》中提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宋冬林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行动要求，既有方向性指引，又有实践性要求，为国资国企各项工作提供了下一步的行动纲领。
在宋冬林的观点中，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在于让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以及提升核心竞争力，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进行有机结合。
宋冬林认为，国有企业的定位决定了其核心功能的界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不仅承载着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使命，更肩负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的重任。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与使命，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决定》明确指出了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向“三个集中”靠拢：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在《决定》中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战略部署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紧跟“增强核心功能”被提及。
在宋冬林看来，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积极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他指出，尽管我国众多产业已经实现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乃至领跑，但在新兴战略性产业领域，我国仍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中，面临着重重挑战。
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坚实支柱，需要在“原始创新”方面重点发力，即“从0到1”的创新。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最大的挑战恐怕还是创新，因为创新就涉及要做原来没做过的事情。”宋冬林如是说。
值得关注的是，《决定》中提到，要“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
宋冬林指出，创新涵盖两大核心维度：一是机制创新，二是技术创新。他提到，若探究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任务，其实也正是紧密围绕这两大创新领域展开。
宋冬林特别指出，鉴于技术创新对于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影响，企业在日常运营中自然而然地对其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但部分企业可能会忽略机制创新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犹如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宋冬林期望，创新能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对抗外在竞争压力后产生的被动反应。
宋冬林强调，在推进制度创新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勇于探索的氛围，并且还需要建立一种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在国有企业勇于试错、敢于容错之下，才能充分创新，“如果大家都躺平不愿出错，国企创新就永远不会实现。”
“改革往往都是先易后难”，宋冬林表示，国资国企改革已向纵深推进，深化不仅标志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更意味着每一项任务要点都承载着巨大的挑战。
他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海外拓展的步伐加快，但随之而来的监管难题不容忽视，将成为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此外，《决定》也提到了“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宋冬林表示，传统的以主观考核为主的模式正在向更加客观、量化的方向转变，如何借鉴国际先进的客观指标，并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出既科学又实用的评价体系，是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特别是国有经济增加值等财务指标的应用，虽然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但如何确保其在中国企业中“水土相服”，避免生搬硬套，也是需要直面的挑战。
《决定》中还提到，“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对此，宋冬林表示，国有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更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一般而言，在地方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头部国有企业常常发挥着“链长”的关键作用，通过强大的引领力，有效吸引中小企业在当地落地生根，以此带动整个产业链甚至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宋冬林指出，当前部分欠发达地区由于对市场调节信号的不敏感，常常难以抓住发展的良机。国有企业应扮演“耐心资本”的角色，并引领民营企业及社会资本，共同超越短期利益的局限，积极投身于中长期产业布局，特别是在那些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发挥带头作用，吸引并汇聚更多企业进驻，共同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同时，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宋冬林特别提到了国有企业与民企的协同发展。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积极与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开展股权合作，金额超过3900亿元；目前中央企业直接带动的供应链上下游200多万户企业中，96%是民营中小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近日公开表示，国企之间，特别是央企与地方国企、各地国企之间，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广泛挖掘合作场景，加大交流合作力度，推进各方优势互补、资源融合、错位发展、互利共赢。龙头企业要沿着产业链主动谋划推动重组整合，在更大范围内、不同层面间，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宏大布局中，宋冬林认为，发达地区要当好“火车头”，应将眼光置于全球视野，前瞻性地布局未来产业，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搭建坚实平台。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上海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希望上海能够提供一个健全原始创新制度安排的‘上海模式’。”宋冬林说。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https://new.qq.com/rain/a/20240817A01DMT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