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被世界改变。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推出了以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前5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诸多向好信号。舆论普遍预测，中国经济有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回暖。当然，也有论者提醒人们留意经济企稳迹象背后的一些隐忧，诸如信贷增长过猛、产能过剩、通胀预期等，认为复苏将是一个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经济是否触底、未来走势如何尚存争议，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版图必将深刻改写。

区域发展格局生变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1%。虽然创下17年来的季度最低值，但面对一派萧瑟的全球经济，这一数据仍颇显亮丽。而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中，有11个省区市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成为惹人注目的“明星”。其中，有9个省份位于中西部地区(中部4个：湖南13.1%、安徽11.6%、湖北和江西均为10.2%；西部5个：贵州15.9%、内蒙古15.8%、广西12.9%、四川10.8%、陕西10.2%)，东部地区则只有天津(16%)和江苏(10.2%)。这一现象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先沿海后内地的梯度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东强西弱、南快北慢”的区域经济格局。但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东南沿海省市因其外向型的经济特点，首当其冲。中国经济的两大传统引擎——珠三角和长三角都遭遇重创。一季度，广东、浙江、上海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8%、3.4%和3.1%，均低于全国水平。

与此相对应，一季度中西部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约1个百分点，东部占全国的比重则降低了近2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可以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东部的中西部省份，正集体展示出一种追赶的姿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就已由非均衡发展向统筹协调发展转变。近10年来，中央相继确定并实施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多个区域发展战略。然而，客观地说，中西部地区同自己纵向比，的确进步很大；横向比，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并未缩小，反倒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此次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中西部地区的赶超计划提供了机会。笔者注意到，一些内陆省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弯道超车”的口号。江西省的一位官员解释说，弯道追赶肯定比直道追赶更容易。

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在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为主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项目投资明显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倾斜。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6.2%、34.3%，高于东部地区19.8%的增长率，也高于28.1%的全国平均水平。按省域看，一季度投资增幅超过50%的8个省份，全部是中西部及东北省份；增幅在20%～50%之间的17个省份，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除了东西部之间的这种变化，南北差距缩小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发展势头迅猛。一季度，天津增速达16%，名列各省区市首位。并且，以往在环渤海区域内相互关联度不高的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也开始呈现出竞争合作的新迹象。

有分析人士用“重大变化”、“重新洗牌”来形容区域经济出现的嬗变，这种表述或许有些夸大，毕竟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架构尚未改变，而且中西部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经济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也需要观察。但毋庸置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正在悄然破局，无论从地区协调发展的长远角度，还是平抑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角度看，这种变化都弥足珍贵。

产业结构调整提速

今年1月～2月，国务院陆续出台了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这十大产业，都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大冲击的产业，也都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产业，其中九大工业行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GDP的比重约为1/3。规划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些产业目前遇到的实际困难，缓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且可望成为中国产业加速实现升级改造、结构调整的助推器。

剖析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局，实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固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导致我国的外需骤然收缩，外向型企业出口减少、经营困难，进而影响到内向型企业；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内部长久存在的增长方式粗放、转变不到位等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原因。

多年来，我们欣喜于中国经济的连年高增长，沉醉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却往往忽略了这种以出口为导向，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特征，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其本身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一旦外部市场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制定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时，一直强调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综观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调整”二字被置于“振兴”之前；在每个规划当中，“技术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等等，更是近乎一致的关键词。可见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在截至5月底已经下达的562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中，有412亿元投向了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及服务业发展。

除了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之外，加快培育一些节能环保、技术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中央明确宣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都是政策鼓励和扶持的重点。市场已经开始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据《财经》杂志调查，新能源企业正成为产品需求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

然而，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调整知易行难。最近几年，由于重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带动力，许多地方罔顾当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大干快上重化工业项目，“两高一资”产业遍地开花；而在当下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势下，“保增长、保就业”的即期目标与“调结构、促升级”的长远目标之间又潜存着一定的冲突，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倾向于优先考虑前者，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再度盲目投资，从而使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抬头。对于此种苗头，务必保持足够警惕。须知，“保增长”乃治标之举，“调结构”方为治本之策，治标的目的在于为治本赢取时间和奠定基础，决不可本末倒置。

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谋求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代表性行业，物流业入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已经到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制造业，加快向低能耗、高效益的服务业转变的新阶段。我们不能只做“世界工厂”，更要做“世界服务提供商”，服务业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国进民退”引发担忧

较之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不同所有制成分的际遇更令人关注。

种种迹象显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属大型国有企业——很可能成为此次危机过后的最大赢家；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广大民营企业则前景堪忧，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自从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经济以来，民营经济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多为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是遭受危机冲击最直接、最剧烈的群体；另一方面，鉴于民营企业在市场机制、安置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它们又被寄望成为拉动经济走出不景气周期的重要力量。

中央去年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初就曾表示，要以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温家宝总理今年年初视察天津时重申，政府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作用。

但是，实际状况不容乐观。

先从资金的角度观察。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在基层的调研发现，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反映，并未或很少从国家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受惠。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型基建和工业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项目几乎被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所囊括。而对于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融资难仍是它们生存发展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资金非但无法有效地吸引、带动社会资金，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甚至还对其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自主回升的动力也就很难形成。

再从产业的角度观察。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鼓励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是其共同的主调之一，国有企业无疑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一些产业规划的细则，干脆列明了拟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名单，几乎无一例外是大型国企。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破除垄断、开放市场、放松管制，激发民间资本和民间创业力量的参与热情，才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此番应对金融危机，假若仅仅倚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而没有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跟进，将很难形成稳定、持续的经济回升，并且还有可能“绑架”财政，陷入支付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新困境。（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