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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改写中国经济版图 区域格局严重生变

发布日期:2009-06-27编辑:点击:

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被世界改变。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推出了以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前5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诸多向好信号。舆论普遍预测,中国经济有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回暖。当然,也有论者提醒人们留意经济企稳迹象背后的一些隐忧,诸如信贷增长过猛、产能过剩、通胀预期等,认为复苏将是一个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经济是否触底、未来走势如何尚存争议,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版图必将深刻改写。

区域发展格局生变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1%。虽然创下17年来的季度最低值,但面对一派萧瑟的全球经济,这一数据仍颇显亮丽。而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中,有11个省区市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成为惹人注目的“明星”。其中,有9个省份位于中西部地区(中部4个:湖南13.1%、安徽11.6%、湖北和江西均为10.2%;西部5个:贵州15.9%、内蒙古15.8%、广西12.9%、四川10.8%、陕西10.2%),东部地区则只有天津(16%)和江苏(10.2%)。这一现象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先沿海后内地的梯度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东强西弱、南快北慢”的区域经济格局。但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东南沿海省市因其外向型的经济特点,首当其冲。中国经济的两大传统引擎——珠三角和长三角都遭遇重创。一季度,广东、浙江、上海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8%、3.4%和3.1%,均低于全国水平。

与此相对应,一季度中西部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约1个百分点,东部占全国的比重则降低了近2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可以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东部的中西部省份,正集体展示出一种追赶的姿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就已由非均衡发展向统筹协调发展转变。近10年来,中央相继确定并实施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多个区域发展战略。然而,客观地说,中西部地区同自己纵向比,的确进步很大;横向比,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并未缩小,反倒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此次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中西部地区的赶超计划提供了机会。笔者注意到,一些内陆省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弯道超车”的口号。江西省的一位官员解释说,弯道追赶肯定比直道追赶更容易。

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在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为主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项目投资明显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倾斜。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6.2%、34.3%,高于东部地区19.8%的增长率,也高于28.1%的全国平均水平。按省域看,一季度投资增幅超过50%的8个省份,全部是中西部及东北省份;增幅在20%~50%之间的17个省份,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除了东西部之间的这种变化,南北差距缩小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发展势头迅猛。一季度,天津增速达16%,名列各省区市首位。并且,以往在环渤海区域内相互关联度不高的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也开始呈现出竞争合作的新迹象。

有分析人士用“重大变化”、“重新洗牌”来形容区域经济出现的嬗变,这种表述或许有些夸大,毕竟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架构尚未改变,而且中西部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经济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也需要观察。但毋庸置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正在悄然破局,无论从地区协调发展的长远角度,还是平抑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角度看,这种变化都弥足珍贵。

产业结构调整提速

今年1月~2月,国务院陆续出台了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这十大产业,都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大冲击的产业,也都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产业,其中九大工业行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GDP的比重约为1/3。规划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些产业目前遇到的实际困难,缓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且可望成为中国产业加速实现升级改造、结构调整的助推器。

剖析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局,实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固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导致我国的外需骤然收缩,外向型企业出口减少、经营困难,进而影响到内向型企业;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内部长久存在的增长方式粗放、转变不到位等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原因。

多年来,我们欣喜于中国经济的连年高增长,沉醉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却往往忽略了这种以出口为导向,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特征,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其本身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一旦外部市场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制定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时,一直强调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综观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调整”二字被置于“振兴”之前;在每个规划当中,“技术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等等,更是近乎一致的关键词。可见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在截至5月底已经下达的562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中,有412亿元投向了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及服务业发展。

除了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之外,加快培育一些节能环保、技术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中央明确宣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都是政策鼓励和扶持的重点。市场已经开始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据《财经》杂志调查,新能源企业正成为产品需求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

然而,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调整知易行难。最近几年,由于重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带动力,许多地方罔顾当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大干快上重化工业项目,“两高一资”产业遍地开花;而在当下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势下,“保增长、保就业”的即期目标与“调结构、促升级”的长远目标之间又潜存着一定的冲突,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倾向于优先考虑前者,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再度盲目投资,从而使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抬头。对于此种苗头,务必保持足够警惕。须知,“保增长”乃治标之举,“调结构”方为治本之策,治标的目的在于为治本赢取时间和奠定基础,决不可本末倒置。

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谋求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代表性行业,物流业入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已经到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制造业,加快向低能耗、高效益的服务业转变的新阶段。我们不能只做“世界工厂”,更要做“世界服务提供商”,服务业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国进民退”引发担忧

较之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不同所有制成分的际遇更令人关注。

种种迹象显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属大型国有企业——很可能成为此次危机过后的最大赢家;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广大民营企业则前景堪忧,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自从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经济以来,民营经济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多为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是遭受危机冲击最直接、最剧烈的群体;另一方面,鉴于民营企业在市场机制、安置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它们又被寄望成为拉动经济走出不景气周期的重要力量。

中央去年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初就曾表示,要以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温家宝总理今年年初视察天津时重申,政府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作用。

但是,实际状况不容乐观。

先从资金的角度观察。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在基层的调研发现,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反映,并未或很少从国家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受惠。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型基建和工业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项目几乎被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所囊括。而对于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融资难仍是它们生存发展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资金非但无法有效地吸引、带动社会资金,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甚至还对其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自主回升的动力也就很难形成。

再从产业的角度观察。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鼓励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是其共同的主调之一,国有企业无疑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一些产业规划的细则,干脆列明了拟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名单,几乎无一例外是大型国企。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破除垄断、开放市场、放松管制,激发民间资本和民间创业力量的参与热情,才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此番应对金融危机,假若仅仅倚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而没有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跟进,将很难形成稳定、持续的经济回升,并且还有可能“绑架”财政,陷入支付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新困境。(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