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王奇在一篇有关西方学者对中俄边界问题看法的著作中，把蒋介石的外文姓名胡乱译为“常凯申”。这个令人想笑也笑不出来的笑话，不仅暴露出作者治学态度的浮躁和浅薄，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弄虚作假与腐败现象。

首先它不禁令人想起文革期间的一段插曲：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被擢拔为副总理后，有一次接见外宾。客人在交谈中提到了孙逸仙的英文名字，表示对他很尊敬。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就问陪同接见的人员孙逸仙同志现在哪里？

对于已有博士和教授头衔，且著作专为研究西方对中国看法的名校教授来说，把蒋介石误称为“常凯申”，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首先，任何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不可能没有接触到西方人对蒋介石的英文称呼。 在俄国人与俄文历史著作中，也是沿用西方拼音的Chiang Kai Shek， 而不是中国汉语拼音的蒋介石。但就算你摸不准俄语发音的蒋介石是谁，那也不可以胡乱把它翻译为“常凯申”。因为蒋介石的名字是在中国现代历史背景中出现的，而中国现代史中，从来也没有过“常凯申”其人，怎么可以凭空捏造呢。

一本著作译名错误几十处

这样一篇有明显错误的论文，居然被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审认为作者“牌子很硬，学养也好”而不加审核，就把它草草收入《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印行出版。仅仅这一本著作的译名错误就有几十处之多，可见该出版社其他著作的错误也在所难免。既然中央出版社开风气之先，那么高校出版社发生雷同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多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提倡学术研究和鼓励学者创造成绩，先后向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倾注了大量经费。 但人们看到的结果却是，那些研究单位门面焕然一新，设备不断换代，学者名片上教授与博导一大堆头衔，然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成果却是凤毛麟角。

据传某省市有一个处级官员空缺，引来几十名学者竞争。当人们争名求利如此心切，都在为位子、票子与房子奔逐的时候，哪里还有工夫静下心来致力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当然，不少中国学者都在认真进行研究工作，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但是政策框架与某些不可逾越的禁区，使得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产生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因此就跟风附和居多。

9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由僵持向缓和转变。克林顿与江泽民会谈之后提出要为建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这本来只是一个目标，但是很多学者为了附和政府而超前论断，尚未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竟然被引申为既成事实。

十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从冷战向后冷战时期转变，出现了新的格局与新的问题。这就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课题。例如如何从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点错误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为何实力反而有所衰退；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为什么成不了普世价值；什么因素使中国能够在短短20 年内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又是什么；21世纪世界大格局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等等重大问题，都在等待着中国学者的解释和分析。可惜在这些方面，真正有深入分析和独到见解的著作似乎还有待问世。

中国为何出不了传世名著

为什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和塞缪尔·亨廷顿能够在世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抛出如《大国兴衰》与《文明冲突》那样的传世名著？为什么他们学术著作的份量是沉甸甸地，分析论点能管几十年？而中国高校中的抄袭之风却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各种著作水分含量甚多，学术价值几乎等于零。这不仅由于体制的不同，更与学者本身的治学态度与人生目的有关。

攀登学术高峰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员，如果不能勤奋刻苦地钻研问题与认真求实地进行著作，光想通过轻便取巧的手段来追求名利双收，必然要碰壁，人财两空。蒋介石何以被改名为“常凯申”的笑料，确实使人们从一个小小的视窗，窥见了为何中国学术界出不了大著作的重要原因。

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